“文革”初始，他们红卫兵没当几天即随着他们老子倒运，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会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所以邓小平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以后，“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藉口，从事官倒的理由和从政的资本。这一代高干子女中，因为看透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无望而走向堕落者为数最多。就整体而言，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超过获取权力的欲念，所以他们更多地在经济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党”并没有如外界此前所传言的那样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会。境外媒体便有了“太子党”全军覆没之说，继而又言“太子党”从政不成，转而入商界求发展，典型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四方公司)、陈云之女陈伟力(中创公司)、王震之子王军(中信公司)、荣毅仁之子荣智健(香港中信公司)、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公司)、叶选平之子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陈毅之子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公司)、张爱萍之子张品(新时代公司)、乌兰夫之子乌可力(长城工业公司)、彭真之女傅彦(富利公司)、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北京置业公司)等等，有人还凑出个所谓“中国十大家族”。
中共部分“太子党”纵横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体现，亦反映出相当多的“太子党”对“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毫无信心，急于赶在“末班车”上捞一把的世纪末心态。但这并不是新一代“太子党”势力的全部特征。事实上，第三梯队的“太子党”成员并没有因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为中央委员，便停止在政坛上谋取权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们正急速在党、政、军系统掌控尽可能多的实权。祗不过因为他们的职务尚还不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亦不需要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从而较少为媒体注意罢了。
毫无疑问，倘若说当一名现政权的统治者也是一种理想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没有理想，甚至滑向堕落的纨裤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难的这一代。倘若说继承父辈遗志也是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之表现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对自己父辈用血汗换取的政权最没有责任感的，也集中在这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高干子女的骄蛮霸道，又沾染上社会下层的油滑善变。个人命运紧随父母权势升沉和改变这一刻骨铭心的经验，使他们深知必须紧紧与老一辈人捆在一起不能分离。
不过，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原则性、道德感和对马列主义的偏执，但却有着更多的贪婪和野心。他们组成各自为“政”的“沙龙”，他们“党同伐异”，野心极大，培植势力，有的则钻入中枢，或当首长的秘书，或在职能部门任不显眼却掌实权的职务，有的则由政而商，还有的更可以像串门子似地在军、政、商三界任意游走，忽而西装革履，忽而将校戎装。
他们之中也不乏立志于一番事业者，并在各自部门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大连市市长)、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经济理论家)以及潘岳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陆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的书，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小学的同班同学杨帆。书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小学生们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书中言道：这第三代人中，“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言下之意，干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据闻，这本书实际上由薄熙成授意写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党”的“新政纲领”的奏本之一。此书的内容等于坦率地承认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现象，并劝告读者应该认可这种现象。
应该说这“共和国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党”的第三梯队在接班问题上，同他们的兄长相比是最不具备“合法性”的。他们在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尚还可以继续“垂帘听政”的最后几年里，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跻身于权力高层，以免错过这历史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方面还要拿出“自己的东西”，以弥补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先天不足”。
《共和国的第三代》一书中列出了十二条“新政纲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绝不能再继续祗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一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一概排斥”。
书中还说：“新一代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贵族化”和“儒家化”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决不能认为某一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祗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订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来。”
由此可见，中共“太子党”三个梯队的不同特点，除了前文所述内容而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三梯队吸收西方观念最多。换言之：即第三梯队的成员们最希望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一个实际上类似台湾五至六十年代那样的政体，即经济上“搞活”；政治上“管死”。再准确一点说：就是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复到一九四九年以前
的程度。
必须承认，第三梯队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如习近平、邓英淘、薄熙来等由于毕竟曾同大陆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有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经验，所以从中真正体味出了给老百姓以更多的实际利益是维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之必须的道理。同时，其执政意
识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广大中国大陆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心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