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苦难，其中不少还曾流落街头或被父亲送到偏僻乡村寄养，例如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就曾当过童养媳、童工，甚至还随母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正是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才使他们改变了苦难的生活，脱离了艰苦的
环境。“从地狱到天堂”的家庭和个人境遇的两极对比，决定了这批人对中共政权的“无产阶级感情”最为深厚。
中国人悠久的传宗接代“续香火”的观念，加之中共本身作为一个帮会组织“胜利果实”人人有份的帮规，决定了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注重对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养。“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现实利益，
还有一层“福荫子孙”的长远理想。“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意在于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到底也不过是这一层目的。
自从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中共就先后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当年自幼入学这些地方，然后又跟随父辈们南征北战的高干子女或烈士子女们少数日后即直接“参加革命”，多数则陆续
被保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的锻炼，六、七十年代即在官场上显露头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为中共核心政权的第一批继承者或者地方政权及中央各系统的掌门人。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邹家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叶选平(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布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黄毅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聂力(全国妇联副主任、中共建军史上唯一一位女性中将)、叶正大(中将，全国人大常委)、邹竞蒙(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气象局局长)、郭树言(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皓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阮崇武(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等人。
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论家在论及“太子党”现象时，把中共党内斗争分为“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为一方，“陈云中意的“第二代领导人”太子党为一方”。如此分析中共党内斗争，理论上既不严密，更不合于客观事实。
实际上，祗要对中国大陆政治问题稍有了解的人就可能会知道，现在中共政权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按照陈云和王震等人的解释是所谓“江、李体制”，而这一江、一李本来就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各自选定的一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党”。从前文所述的“太
子党”第一梯队代表人物所居的权位，足以说明“太子党”已经权居中共最高层，“江、李体制”就是“太子党”的核心。
关于李鹏是“太子党”的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烈士)李硕勋之子，而且还是中共政权第一任宰相周恩来的养子。他的接班最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养父的原任职务。
至于江泽民的家世，海内外曾有过不少传闻，有人说他是李先念的“东床快婿”，有人说他是中共元老，曾任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说他出身汉奸，他对党隐瞒了他的出身。
难以走出父辈阴影
第一梯队的“太子党”大都是“喝延河水长大”，“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泽东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最深，同时由于他们亲自经历了“打江山”的过程，对中共政权的感情最深、依赖性最大。
他们目前已位居中共权力斗争的第一线，已经或正在建筑自己的权力堡垒，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留苏派”为基本势力，再网罗地方、军队、中央机关已有实权的平民出身的投靠者。
比如李鹏为首的国务院，在一九八八年七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四十一个部委中，就有十四个有留苏背景，包括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黄毅诚（能源部长）、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劳动部长)、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宋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朱训(地矿部长)、李贵鲜(国务委员)、林汉雄(建设部长)、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长)、曾宪林(轻工业部长)、赵东宛(人事部长)。在各部委中担任副职的更多，例如叶正大、聂力、彭士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等等。当时在地方，则以江泽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叶选平（广东省省长）、布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郭树言(湖北省省长)、张皓若(四川省省长)等为代表。
第一梯队的优势在于：
一，与他们之后的两个梯队相比，这一批人对自己接班的“合法性”自信心最强，因而也在保卫“红色政权”的问题上斗争性最强。
二，从年龄上看，他们目前都在六十岁左右，正处在中共政权最高层领导者的年龄。同时，按照中共最高层对干部的年龄限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上再度连任。即使职务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丧失权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从接班人看，在“留苏派”为主体的“太子党”第一梯队之后，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成熟的接班层，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坏，使中间生出一个长达十一年之久的“人才断层”。第二梯队虽然跃跃欲试，但其资历、政绩目前还不够成为最高层掌权者。所谓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目前还主要表现在副省部级这个层面。
如果说第一梯队的“太子党”人有他们作为一个时代代表人物的优点的话，那就是与他们父辈相比，还有开明和务实的一面。与他们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风正派，工作作风比较严谨。
然而，这一批人虽然表面上站在权力最高峰，有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始终走不出父辈的阴影--摆脱不掉僵硬的意识形态，也摆脱不掉背后时刻伸出来的“黑手”--在传统社会里，是无法使元老人物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权力的。待自然规律使第一梯队完全掌握中共政权，即所谓元老时代终结，真正实现了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天，他们自己恐怕也就到了给弟弟妹妹们交班的时候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