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位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心理学部－－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还有几个年轻人在坚守岗位。“中心”的主任谢小庆，副主任王之虹（陈子明妻）“６·４”后一直没有露面。眼下为首的就是中心的业务主任刘丹红。
刘丹红是谢小庆的学生。８３年当她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时，武汉的《青年论坛》、“人文讲坛”正搞得轰轰烈烈。王军涛在华师做那场轰动校园的演讲时，刘丹红还只是听众中一名十七岁的一年级新生。到了二年级，她便以德能兼备、多才多艺从同学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老师谢小庆夫妇和肖远等人的赏识，并由他们引见经常参加青年知识精英们的沙龙活动，由此结识了王军涛以及８６年到武汉举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的陈子明等人。
大学毕业后，刘丹红当了一年教师。其间到北京参加全国健美体操比赛，重逢了已进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谢小庆以及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的王军涛等人。由于谢小庆组建“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正缺人手，刘丹红也渴望京城的文化氛围，遂“下海”调入这一民办科研所工作。
不料正当他们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正待发展之时，却出现了“６·４”。
６月４日那天，刘丹红和正在武汉大学读书、随同学来京的哥哥刘多斐在天安门附近失散了。为了寻找哥哥和朋友们，她险些在弥漫着催泪瓦斯呛鼻气味的长安街上被枪弹击中。当她和一群北京市民卧倒在地，听子弹在背后嗖嗖飞过时，直感到脊梁骨一阵阵发麻。……天一亮，她就擦干眼泪，骑上自行车，逐一到各大学所设的外地学生登记处去查找哥哥的下落，活人名单里找不到，就到各医院、学校去查看那些被打死的学生……第二天，正当她几乎绝望之时，朋友们帮她和哥哥取得了联系。随后，毕谊民和王军涛冒着巨大的危险开车找到了暂避在萍水相逢的“湖北同乡”公司的刘多斐，并将他们兄妹送到了丰台火车站。一进家门，妈妈一手搂着儿，一手搂着女，大放悲声……
７月底，北京市公安局通过湖北省地方公安机关将刘丹红招进北京，盘查数日，询问她以及社经所里的人在运动期间的表现。这是她头一次与专政机关打交道。既不愿连累朋友，又要使自己顺利“过关”，真是难煞人也。虽然仅仅是“外围调查”，也足以令她身心俱悴……
直到８月初，长期紧张压抑的神经才略略有所松弛。几个月来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使这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深深感受到政治的残酷。她从来没有这样地渴望过宁静温馨的生活。于是，她一边坚守岗位，以尽职责，另一方面，已经在埋首书本，准备报考９０年的研究生了。
８月中旬的一天，刘丹红刚刚从外面回来，同事加师兄Ｚ突然神秘地告诉她：“谢老师有消息了！”原来，谢小庆在隐居中设法与Ｚ取得了联系，留下一个地址，约学生们见面。
谢小庆是中国心理学界，特别是心理测量领域卓有建树的中年专家。当年也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父亲被打成“胡风分子”后，他主动要求下放内蒙，在茫茫草原上改天换地，一干就是十年，至今身上还存留着草原牧民般的激情和坦荡。谢小庆虽然在学术上成果累累，但在朋友们的心中，他的德尤胜于才，是个至诚君子。在学生们的心中，更是个德高望重的好老师。
师生们都有一番枪林弹雨下逃生的历险经历，劫后相见，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隐居中的谢小庆长髯飘动，一副仙风道骨的神态。国家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事变，个人的事业和单位的利益已无足轻重。谢小庆对“中心”工作的要求仅仅是“尽量维持”，他更关心的是人。他一一询问了所里其他人的情况，非常关心朋友们的处境。
此时，戒严中的北京城表面上安宁异常，但在各个远离控制的街头巷尾，各种传闻和小道消息却不绝于耳：谁被打死了，谁被抓走了，谁出卖了亲人和朋友……也有关于陈子明、王之虹被捕的传闻，说得有模有样，学生们转达给谢小庆听，谢小庆认为很难言之成信。
倒是武汉方面与肖远有关的消息似乎比较确切。前几天刘丹红的哥哥打来电话，说肖远突然被捕了。Ｚ的同学也从武汉来信，说肖远被抓是因为藏了王丹。王丹在他家，被公安局知道了，赶去抓人，肖远抢先一步把王丹放了，结果，自己被抓起来，判了十年。
谢小庆急于知道外界的情况，急于为朋友们做点事。但他自己不能动。因此当他听说费远尚能自由活动，曾去过“中心”时，非常高兴，嘱咐学生一定通知费远来一次。
费远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之一，一度担任过副所长，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社长，是王军涛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费远聪明过人且踏实能干，素有“能员”之称，做学问、搞经营都是一把好手。当年他在北大经济系读书时，也曾积极参加８０年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他毕业前夕和几位同志者合写的一封大字报，曾被某些左派人士称为北大历史上最“反动”的大字报，费远因此而被取消了研究生资格。
８月初，当费远出现在文化宫时，刘丹红很有些意外。在这样一个连普通老百姓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捕判刑的特殊时期，费远作为“黑窝”里的重要领导人物竟能若无其事，令人不解。费远告诉她：“我也被公安局‘请’去审查过，那几天弄得很紧张。好在学运期间我基本上在外地出差，北京的事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当局抓不着我什么，只好把我放了。”
话虽如此说，提到费远，刘丹红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公安局轻易放过我和费远，会不会是故意‘放长线，钓大鱼’？”经过残酷现实的洗礼之后，她变得有点草木皆兵了。何况对费远，她并不太了解。
针对她的疑虑，谢小庆表示：“费远多年以来都是最维护军涛的，可以说是军涛的左膀右臂，而且这四、五年来费一直是所里的核心。如果连他都不可信，那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了。至于‘放长线，钓大鱼’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行动中要格外小心。”
几天后，当费远又一次来到中心时，刘丹红就把谢小庆的情况告诉了费远，并带他一块去与谢小庆见了面。
见面后，费远告诉谢小庆，“６·４”以后，他将所里的Ｄ送到了外地。回京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把他“请去”谈了几天。由于没有“现行”，他总算“蒙混过关”了。此后，他特地携爱人到全国各地游历了一番，以确定公安部门对他的关注程度。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找他的麻烦。因此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基本上是“方便”的。
“有他们的消息吗？”谢小庆关切地问：“军涛、子明、之虹、小毕……你是所里介入运动比较少的一个，他们应该知道你不会有什么麻烦。现在，就算你不跟他们联系，他们也该跟你联系呀！”
社经所的几位所务委员都是十年患难与共的朋友，因此在心理上早已产生了一种生死相依的感情，大家都很不习惯各居一方，彼此杳无音讯。
费远说，经过这些天的活动，他已逐渐和所里失散了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有的是直接的，子明、之虹也有间接的线索，只有军涛始终不知下落。军涛家里曾收到过他两封信，一封寄自陕西、一封寄自海南。但不知道人在哪儿。
“军涛会不会已经出事了呢？”
“不会，否则就用不着到现在还一直盯着他们家里人了。”
这时，谢小庆告诉费远他在武汉的好友肖远被捕的消息，并强调肖远也是军涛的好朋友。
话谈到这里，刘丹红想起了一个情况：７月上旬她在家里时，肖远曾让哥哥刘多斐带口信给她，让她速去武汉，说有要事相商。但她１２号赶到武汉时，却怎么也等不到肖远，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兄妹“肖远出事了！”让他们赶紧离开。当他们离开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盯梢，费了好大力才甩开。事后才听说，肖远就在那一天被捕了…
…
两个学生提供的信息引起了谢、费的重视。此后他们又讨论过几次。他们认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军涛在武汉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曾经在武汉呆过。肖远被捕不可能是为了王丹，倒很有可能是为军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肖远一去，军涛的处境一定十分危险。肖远找丹红，很有可能就是军涛向北京朋友发出的呼援信号。
正当他们为王军涛的处境日日悬心的时候，整个局势却丝毫不见缓和，政治空气如深秋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冷似一阵。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到处都在搞“双清”（老百姓称之为“洗脑”），每一个人都要检点自己在“６·４”期间的态度和表现。党员要重新登记，老百姓要一一表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大搞所谓“人人过关”。至于在运动期间有“过激言行”的人，轻则受到点名批评、记过、降职降级、开除公职等处分，重则入狱、收容、审查、逮捕、判刑。辽阔的中华大地一时
间万马齐喑。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无情地经受着历史的拷问。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一样，大潮退去后，人们发现，政治并不仅仅是运动高潮时期所想象的那样一首充满激情和浪漫情调的英雄主义赞歌，于是，变节、出卖、媚俗……比比皆是。
这时，另外一个小道消息给了王军涛的朋友们一个不小的刺激。据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消息说，刘晓波已被一审判处了死刑，正在向高法上诉，终审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谁都知道，对民运人士的判决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目前，政治形势不明朗，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从最坏的角度着想，他们甚至担心，一旦出现社会动荡，王军涛会成为第二个“杨虎城”！
因此，尽管他们知道，目前行动很冒险，但在几经权衡之后，还是决定：与其让军涛孤立无援，束手待擒，不如全力以赴做一次营救他的努力。
为此，费远四处奔走，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香港商人罗海星，商定由罗海星从南方派人接应，将陈子明、王军涛等几人转移出境。
一切谈妥之后，剩下的就是怎样与王军涛取得联系了。
九月中旬的一天，费远又找到刘丹红，带她去见谢小庆。谢、费二人当面向刘丹红表达了他们对形势及王军涛命运的忧虑，希望刘丹红能立即回湖北，千方百计找到王军涛，并说服他同意出境：
“军涛、子明都明确表示过宁可坐牢也不愿出国，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坐牢的问题了。当局已经神经过敏到了极点，所以军涛一旦被捕，不是没有成为第二个杨虎城的危险。人一没了，今后怎么平反、申冤也都晚了！……”
刘丹红也一直在为朋友们的命运而忧心。虽然她还不能将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政见”表述得很清楚，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在“６·４”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思想和行为究竟算不算“犯法”……但她自认为熟悉这些人。在多年的接触中，她认为这是一些既有社会抱负又有人格境界的人。她素来对理想主义者由衷地带着敬意并感到亲切。她认为理想主义者应当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精神上有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在现实生活中有绝对的道德尺度；理想主义者能够超越世俗得失和一己私利而去追求一种“道理”，这样的人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多年以来她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因此王军涛也曾这样评价她：“丹红是个心里有上帝的人”……或许正是这共同的追求使他们过去成为“同道”，现在成为“同谋”。眼下，当一个具体的抉择摆在面前时，刘丹红觉得无论是出于“人道”还是出于“天道”，她都只有一种选择。
“杨虎城”？……她一想起那些血腥的场面就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她想起了“６·４”后军涛与老毕送她回家时军涛说过“怕死，不愿坐牢”的话，想起在火车站分手前，她和哥哥曾邀请王、毕二人与他们一同去湖北，但军涛却说，“我还有好多事没安排好呢，现在还不能走。”……军涛可以为了朋友舍生忘死，眼下，他遇到了危难，他的朋友怎么能反过来袖手旁观呢？！
于是，她慨然允诺，答应立即回武汉：“我一打听到军涛的下落就马上回北京告诉你们。”刘丹红如此知难而进，谢小庆和费远都很满意。费远进一步提出：“丹红找到军涛后，你还要继续在湖北呆一段时间。我在南方需要有个联系人。重建一个点又麻烦又非常容易出事。你就在湖北等我好了。”
刘丹红听了费远的话，心里有点“不高兴”，她本来还惦记着看国庆节的纪念活动呢，这下泡汤了！她嘟起了嘴：“人家好不容易在北京过个十·一……”“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她不时露出来的孩子气令两位老师哭笑不得。
接着，三人共同商量了寻找王军涛的行动方案、找到王军涛后向北京通报的方式以及通信的地址和暗语。费远这边由Ｗ女士，一位热情豪爽的老大姐作与之联系的中转，刘丹红在湖北则只有通过家人来找她。
谢小庆凭记忆将武汉朋友的名单和住址开列了长长的一串，供刘丹红依此去寻找与军涛有关的线索。他还给华师中文系一位教师写了一封“引荐信”，称：我的学生刘某某在文学写作上有问题求教，望提供指教云云……
一切准备好之后，三人最后约定：如果半个月内没有得到刘丹红的消息，那就意味着她已经“出事”了，下一步，则由谢小庆出面，继续完成刘丹红未竟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