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定，王凯锋在任长乐市财政局长期间，于1995年10月至1997年9月，通过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或者授权该市财政局信用服务部，先后与27家企业签订了周转金借款合同，并由企业所在地的乡镇财政所提供担保。现在这27家企业已倒闭，财政周转金尚有745.8万元未能收回。
法院认为，被告人身为财政局长，应当对财政周转金的发放、回收等工作负领导责任。在我国担保法实施后，王凯锋仍然允许行政机关作为担保主体，从而违反了担保法中关于“国家机关不能作为担保主体”的规定，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被告人的辩护人－－－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江晓阳律师认为，王凯锋的行为实际上是严格按照福州市榕委(1999)9号文件(简称9号文件)精神和当前财政周转金发放通行做法办事。福州市的这一文件明文规定，财政周转金发放必须实行担保制度，由企业所在地区财政提供担保。而通行的做法则是，几乎所有的财政周转金发放，都是由企业所在地财政部门提供担保。如此一来，王凯锋的行为，一方面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职务行为，另一方面却被指控为犯罪。政策和法律打架，执行政策的人成了替罪羊。
据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还是在1998年底，福州市为了扶持支柱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重点乡镇企业的发展，决定从财政预算外资金中安排一部分，专项用于周转借款。记者看到，就是在9号文件中的最后一部分也明文规定：“为了确保周转金按期归还，滚动发展，要实行周转金贷款担保制度。税收在市里的企业由所在口专项资金担保；税收在县(市)区的企业由所在县(市)区财政担保。项目申请单位也应与所在县(市)区政府或所属主管部门签订资产担保协议。”
一位行内人士指出，按照现行的体制，乡镇财政所由县财政局统一领导，人员、工资乃至服装都由财政局统一配备，它实际上就是财政局的一部分。财政所提供担保，其实就是财政局进行担保，这一做法，符合上述9号文件精神。
在采访时，记者曾指着我国担保法第8条“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这一条款规定，问过一位财政干部：“既然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为担保主体，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难道你们不怕犯法？”
“谁不知道这个规定？不过，我们端的是上级部门给的饭碗，上级叫这样办，我们能不听吗？”这位财政局干部还告诉记者，按照当地通行的做法，王凯锋案件所涉及的27笔借款，如果最终确定不能偿还，则应当由担保人所在地乡镇财政负责。一般在财政往来资金中划拨，其损失不会落在长乐市财政局头上。
果真，福州市政府在2000年6月13日作出的《关于研究协调第三批产业扶持资金安排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证实了这位干部的说法。该纪要第2条规定：“对逾期不还，有赖债倾向的，市财政要坚决按照榕委(1999)9号文件精神，从为其担保的县市区财政或主管部门财政资金中进行抵扣。”
对此，江晓阳博士的观点很明确：按照上级的文件精神，被告人王凯锋的行为应当说是忠于职守，但是法院却以其违反担保法而将其判罪。如果说这种担保不合法，那也不是王的罪过，而是上级政策与法律的现实冲突所致。
还是在2001年年底，一些著名刑法学家聚会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对王凯锋一案进行了严密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王凯锋的行为严格依照上级有关领导的指示和文件进行，是认真履行职务的行为，不符合刑法有关玩忽职守罪的规定。至于王凯锋履行职责的行为与法律发生了冲突，那是一种制度性冲突，最后不应由他个人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