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自然引发人们对大陆官员素质的审视，并比较两岸官员的不同素质。其一，双方的学历相差悬殊。台湾官员的学历大都是洋博士，而大陆则是土学士；其二，两者的年龄几乎相差一代。台湾官员大多是四十几岁，而大陆官员则接近六十；其三，两岸官员的英文能力不能同日而语。台湾官员的绝大多数是留美或留欧，而绝大多数的大陆官员则是“哑巴英语”，能读不能说。其四，双方的心态与语态截然不同。台湾官员在国际场合比较自信、儒雅、宽容，而大陆官员则相对强硬、褊狭和固执。如此不同层次的学位、年龄和素质的官员，如果是“窝里斗”、两岸官员还能战上几个回合，但一旦在国际舞台上过招，大陆官员就相形见绌。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大陆官员的素质、尤其是外交素质相对不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实与大陆官员的本人智商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两岸官员的智商很可能是不相上下。所以，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
首先，两岸官员的素质代沟是历史的悲剧所造成。当二、三十岁的蔡英文正在大英博物馆潜心苦读时，而二、三十岁的唐树备则在经受三年饥荒之苦和十年“文革”之乱，当全大陆民众捧着“红宝书”当圣经时，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经济起飞的奇迹。所以大陆的人才荒与多年的天灾人祸密切相关。
其次，双方的人才差距与不同的政治生态有关。台湾已经进入民主选举时代，政府官员必须承受立法院这一“炼狱”的洗礼，由此逼使官员必须能说、敢说，而大陆的官员尽管也需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但大都是备而不询，或者只讲不答，根本不需接受人大的直接质询。长此以往，反应能力、应对能力和演讲能力出现“用进废退”的效应。
再次，两者的素质差异还与各自的意识形态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与台湾相比不是缺乏人才的数量，因为随着大批留学人才的回国，大陆的人才结构和人才资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大陆方面只借重他们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长才，而在敏感的两岸和外交领域，仍然奉行当年张春桥的用人原则：“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充其量只任用一些留美人才提供政策谘询而已，如贾庆国、苏格等。这是中国古代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现代翻版。
两岸官员不同的外交表现与各自不同的官场文化存在关联。尽管台湾官场仍然存在东方官场所固有的“拍马”文化，但官员本人存在对下负责的内在驱动，因为既有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修理，也有大众媒体民意测验的难堪。而在大陆，“唯上”、“唯书”是官场的定律，“不干不错、多干多错”则是为官的法宝。知而不言、干而不好，只是水平问题，但知无不言、干而出错，则是立场问题。记得诸葛亮曾对刘备说，您有多少胆略，我就有多少谋略。大陆官场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在两岸问题上缺乏胆略，死守“一国两制”，自然导致国台办的官员难有谋略。
所以，当人们在感叹两岸官员存在“素质代沟”、“观念代沟”和“年龄代沟”之时，不能只能表面而又肤浅地责怪大陆的“演员”不佳，而应该从历史的悲剧、政治的生态、意识的僵化和官场的文化等客观因素去分析。很显然，如今的大陆并不是“朝中无人”，而是朝中不会、不愿、不敢用人。
世界日报
洪朝辉（宾州 西切斯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