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是杰出的中国人。他的惨痛经历，是现代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悲剧之一。
一九三七年入党后不久，他就坐了三、四年的牢。五七年，他被指为右派而遭开除出党。当年逃出中国的本报读者都知道，批评中共或毛泽东的人，均会被扣上这顶帽子。
文革时，红卫兵把王若望关在牛棚四年。这是严厉及非常难受的拘禁形式，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言语及肉体上遭受虐待；那时亦有许多中国人逃到香港。七九年，王若望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但在八七年，他抨击中共的法治及人权纪录，再次被逐出党。八九年，《上海经济导报》的编辑被 解雇，王若望为此游行抗议，因而被监禁十四个月。
我和其他记者一样，在八十年代末期访问了王若望及他可敬的太太羊子。王氏夫妇那时已接近退休年龄，但依然热心地帮助那些蒙冤的民众，为他们搜集证据，又协助他们写投诉信，最后导致王若望流亡美国。
我不知道，在过去六十年，有哪个中国人比他更可敬。
要批评王若望那类流亡人士，实在易如反掌。魏京生言行古怪，又指徐文立等异见人士为共党 底，因而备受谴责。他这样做的确不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者刘宾雁，被指“对中国没有一句好话”。他花了三十年光阴揭露国内种种不公，有这种态度又何足为奇？方励之在文革时坐牢多年 ，才智被白白浪费。八十年代中期，他大胆地抨击共产主义，令大学生为之震撼。现在有人指摘他，在亚利桑那州只顾埋首于天体物理学研究，对中国政治疏于评论。在哈佛就读的王丹亦蒙受此等抨击。美国有些人说王若望自我中心，又爱语出惊人。
早已履行一切义务
对于这类指控，我的回应是：这些人并不是未经风浪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其中一个最可怕的政治制度下，他们惨遭虐待、监禁、并不断受唾骂；同一制度亦害死了几百万人。这群流亡人士曾长期维护人权、法治及正义；王若望、刘宾雁及方励之均两次被逐出党。他们全都知道，自己若开口说实话，绝对肯定要面对甚么后果，但他们照样把真相讲出来。正如几百年前马丁路德所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不会改变。”
我大半生都在美、英的民主社会生活，亦曾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有幸与王若望及方励之夫妇相识。在美国，我又结识了魏京生、刘宾雁及王丹。如果他们变得疯癫、古怪、或选择退隐，那又怎样？套用美国人一句话：“他们全部人早已履行一切义务”。在中国，这种行为即使不致命，亦会损害健康。
(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