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多少作坊在电线杆子上贴着“证件服务”的广告，其中提供各种文凭也许是最大的业务工作，这是假文凭。真文凭又如何呢，钢印是假不了的，但文凭所标称的水平是不是真的，也许就大有问题。不知有多少“科技信息服务部”，在报纸的中缝里售卖“轰动全球的新技术”，又不知有多少“大典编辑委员会”，给每一个愿意出钱的人颁发“论文特等奖”，这些都是假成果。真成果又如何呢，在“严肃认真的规则”之下，奖状证章后面也未必不是一根权力和金钱的链条。院士的评选中有请托的身影，厚厚的专着中也许没有几句话表达著作者自己的思想，论着上署名第一的作者也许跟论着毫无关系，堂堂皇皇的“学术委员会”，并不见得不给“
水变油”之类的东西发通行证。
综合社会各方面看，学术腐败即使没有走到前列，至少也没有失去当仁不让的雄心，这种“不拖后腿”的态势，在铸造“没有一个角落干净”的社会心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起官场腐败、吏治腐败来，是更大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一种“政治是肮脏的”的观念，这种观念好也罢，坏也罢，属实也罢，不属实也罢，都使人对官场的腐败有着一定的“理解”，而学术，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块净土，学术标举着“追求真理”的价值，学人肩扛着独立的大旗，学林抬举着自由的牌匾。传统士人讲求名节大端，现代知识分子口称社会责任。这一块似乎天然干净的领地，在中国已毫无疑义地被腐败所征服。学者、专家、教授、博士、院士、科学家、论文、专着、成果等等名词，再也不能一说出来就令人油然生出敬意了，虽然据称这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何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得学术从“生意经”开始，慢慢地陷落到腐败之中。文凭上盖章、鉴定会上举手，是多么便捷的生财之道，权势对于学术的操纵由来已久，而金钱向学术的攻击或学术向金钱的靠拢，没有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将是多么艰难。对“两大尊重”的“财富化”利用，把“知识”与“人才”中那些值得尊重的因素剥离下来，就像听到假货的盛行，使人看到一个标有“茅台酒”的瓶子时，要首先验一验那是不是真货。
学术腐败的规模是不是“于今为最”，我没有专门研究所以不敢下断语。然而，我知道一个社会中普遍的腐败风气，并不见得一定会摧毁学术的尊严。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晚期，社会和政治腐败够严重的了，学术界倒也未见得腐败到哪里去，相反那时知识界成了攻不破的社会良心的堡垒，激进的呼号奔走，温和的独善其身，败类虽然并不缺少，尚不至于洋洋乎江河。那是物价腾涨“越教越瘦”的日子，金钱没有能够让知识界失去本心。那是一个枪口对准良心的岁月，然而即使有人喋血街头，知识界并没有变成奴仆，也没有自暴自弃。
最简单的推理，往往把学术腐败视为金钱作用的结果。而金钱之所以可以收买学术，又可以归结于“待遇不高”，所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归结于提高待遇问题。这是一种与腐败分子同出一辙的思路。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搞导弹不如煮茶叶蛋，是社会分配上的不公正。然而，今天拿手术刀的已经远非拿杀猪刀可比，搞导弹比煮茶叶蛋也光鲜得多，学术界是否就变得更加光明了呢？分配不公正的问题正在消失的同时，学术良心也在逐渐消失。“越教越胖”本不应该成为知识界的追求，事实也证明“越教越胖”以后，学术界人格与学术的平均水平并没有上升。如果“待遇”是抵抗学术腐败的法宝，那么待遇所增进的并非学术品格，而是收买的门槛
。何况我们已经看到，“越教越瘦”的待遇下，学术界的腐败并没有蔚然大观。“待遇”显然不是学术良心丧失学术道德败坏的必然条件。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学术的官场化。学术受到官场的影响，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可完全绝迹的。然而学术受到官场的影响，和学术直接变成官场的一部分，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一个学术界，学术规范的确立、成果评定的标准、学术荣衔的授予、学术职位的选聘乃至学术观点的走向，都不仅仅是对官场运作的模仿、搬用，甚至本身就是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研究人员、学术园地、学术机构和学术成果都被标定为某一行政官级，所有的研究都被限定在官场所首肯的局面之内，学术观点不是一种思想的产物而是官场观点的证明，这样一个学术界事实上就远离学术的精神了。无论是否有金钱的收买，其本质上的腐败的，匍伏于官场威势下的学术，是学术腐败的“高级样式”。这种样式下，“学术良心”和“治学道德”在形式上尚可保留，而最根本的精神防线－－独立人格已经摧毁。
在金钱开始表现出强大的现实收买力的时候，完全官场化的学术就会迎来一个待价而沽的阶段，迅速地朝学术腐败的“低级样式”滑落。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官场化的学术使学术工作者（是的，这是有别于“学者”的一种人）失去对自己的思考与表达“负责”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他们的责任感。在皇帝时代里，士人还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在官场化的学术界里，学术工作者事实上不可能求真，所以也很难在工作中负载超越性的使命。高度的“现实感”下，“人生不过几十年”的幸福观，替代了“发现永恒”的幸福观。一个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智商的群体，在价值上与任何其他人没有区别地追逐个人现世幸福的时候，他们的收效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不仅做“儒商”时会获得巨大的收益，而且他们把“商”的法则引入“儒”的领域，把“儒”本身变成一种“商”，于是无论什么学术，无论学术上的什么事情，都不过是一桩买卖。
今天当我们说到学术腐败时，其实不过是指其“低级样式”。在这一样式下，金钱交易与黑幕操纵成了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而对在此之前的高级样式的学术腐败，一般还容易被视为“空前的学术廉洁”。事实上，是先有高级样式的学术腐败烂在骨子里，然后才有低级样式的学术腐败烂到表面上。低级样式的学术腐败，只是学术腐败再也维持不住其全然的高级样式所致，这样的时期，学术仍在官场化的框架之下，只是对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的驱除从以威令为主过渡到以收购为主，而且收购金的来源也多样化罢了。
我不会从整体上谴责学术工作者。虽然保持了高尚精神的学者值得赞颂，但在官场化的学术界里，一般学术工作者不能承担学术工作所应负的责任也无可指摘。学术腐败虽然表现为学术工作者视学术为买卖，但在根子上，学术工作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却只能在官场化的规则里生存，以貌似学术的样子做买卖。解决学术官场化问题，学术工作者应当尽力，但解决问题的钥匙并不在他们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