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中关村
11月12日，中关村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园区内20%左右的主动辞职者已经流向了外企。中国人事科学院的专家认为，在WTO面前与外企的第一场战斗中，中方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一位“村内的”软件公司倒戈者明确表示：最大的诱惑是外企的培训承诺、薪水待遇(往往是国内同等人员的1~2倍)，以及带薪年假、旅游、住房等等福利。
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在呼吁改善中国企业的激励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在为企业设计各种先进的人才政策；
长期以来，他们伙同中国企业的老总们为企业面临WTO后的人才竞争而精心策划、制定安排了各种精妙绝伦的棋局。可惜就因为“待遇”二字而毁于一旦，败下阵来。
那位倒戈的老兄还算不错，忍住了没将“薪水待遇”这条放在第一位。其实就算他实在点告诉那些苦心积虑的人，就是因为“钱”字而离开了那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专家学者们也没法挽救这种局面－－毕竟，正是因为当初许诺超出其他行业者收入的发端使这位老兄十年寒窗苦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IT这条“黄金铺成的大道”。
笔者不是研究人事的专家，更不是心理学方面的能手，但是明白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如果说当初为了吸引人才而呐喊着高薪的口号，那么就势必会面临今天因为支付不了更高的薪水而败走麦城的窘境。
逃出中关村的人们，在因为企业互相竞争而慢慢养成了高薪驱使的习惯后，能怪他们吗？
深圳快撑不住了
深圳快找不到技术工人了。
在深圳市今年第三次向社会公布的当年度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中，高级钳工的月薪水再次超过了硕士研究生。前者的高、中、低三种指标分别是:6600、4300和3200元；后者则为5900、3500和2400元。似乎为时已晚，许多企业仍然聘不到高级技能人员，其实是根本就没有目标人群。
这是一颗酿了近20年的苦果，怎能凭一朝之力改变？为了向更高身份或收入靠拢，奋斗在浪尖上的IT中人已经快忽略了还有技术工人这个职务。正是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模样，正是他们，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处于收入的低层－－至少比软件程序员要低，可也正是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
当人们再次想到的时候，社会已经形成了高级技工人员的断层。何止深圳，发达城市几乎都是如此。
然而与此同时，中华英才网出资百万，耗时3个月，在国内外40个城市开展的一项收入调查却又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在15个行业、23类职务中，薪金最有吸引力的算计算机行业，(但被调查者竟然还对目前的收入普遍感到不满)，其次是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服务行者－－前三名中没有第二产业技术者。
看来只有加薪，加薪，再加薪了。月薪不成，就用年薪，再不成，就干脆用期权、股票作为许诺，直到拼个弹尽粮绝方才罢休。不过对于财大气粗的外企来说，在这种持久战中一般不会败阵，倒是往往造成中国软件乃至诸多行业陷入员工薪金一路飙升的怪圈。
唇亡齿寒
很多人还在高呼为我们的民族软件人员加薪，目的只有一个：留住他们。
留得住吗？当深圳不停地抬高蓝领收入仍求能人若渴的时候，中国软件的发展因为从业人的高收入而赶美超英了吗？在软件公司中，高级技术人员是否在为软件产品的失败而承担责任？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很多代表在讨论收入问题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看到了一种社会怪现象：出现了只比收入不比贡献，只知道争财而不知道生财；社会上出现了求富心切、敛财不择手段的情况，导致大量财富流失，造成少数人暴富。这从更深层认识了收入的问题。
正如“唇亡齿寒”四个字所揭示的，最初的心理防线应该建立在整个链条中最开始那个环节。如果再没有建立起员工为事业奋斗的精神动力，一旦被薪水击溃，就很难挽回了。这是一个全面而又复杂的工作：包括教育、经营管理、媒体宣传等众多方面，要求是大家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就像抓中小学生素质教育那样，淡化薪金在择业和选择发展前景中的地位－－至少在招聘会的时候不要再把这一条放在最醒目的地方用红色凸出。
中国软件人要掌握的不是薪水代表实力的硬指标，而是软件在中国尚是一块处女地，会在其中挖掘出无尽空间和乐趣的“软动力”。
就像为过热的头脑降温一样，软件者该降薪了。但是，降薪只是一种说法，所以，这篇文字并不是真地建议从现在就调整整个行业的薪金水平。而是帮助为软件行业的管理者寻找自己的软肋。如果真的降低整个行业的“准入”门槛，那也至少能带来花同样的钱，从更多试用者中挖掘出有潜力员工的好处。
并不是不要去探讨更好的激励机制，不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薪金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软件行业浮燥的心理。单纯追求高工资只会使公司员工用薪水来衡量企业的好坏，从根本上改变软件从业人员的心理，用激励机制与个人发展和公司发展相统一，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
“淘尽黄沙始见金”，要是再有员工因为工资而“叛逃”的话，不如说一句：由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