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干寻欢作乐场所大揭秘

突如其来的通告

据香港动向杂志11月号报导，十一月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突然发出《关于立即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通告，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督办。朱镕基任组长，迟浩田、罗干、傅全有、周子玉、于永波等任副组长。

十一月二日，国防部、总参也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央通告，整顿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场所》的通知。

突击查封行动事前走漏风声

十一月二日、三日晚上，持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的突击队，对重点俱乐部进行了突击查封。

所谓“重点”，指的是：北京玉泉山总参干休俱乐部、天津团泊□水库天津警备区招待所、武汉东湖湖北省军区渡假村、太湖华庄南京军区休养院、成都狮子山成都军区空军俱乐部等。

在这次突击查封行动中，让人深思的是，这些重点查封的灯红酒绿场所，在查封当天，本地区平日里经常来这些地方寻欢作乐的享受者这天竟然均“缺席”消失了。仅北京玉泉山总参干休俱乐部，当晚只有四十多名来自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将军和高干子弟，北京的顾客一名也没有。显然，中央部署采取的突击查封行动，事前已被泄露出去了。

军中灯红酒绿场所的来历

这次被中央下令查封、停办、整顿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大多是九十年代初兴建的，到了九七年达到了高峰。这些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大多修建在风景区、沿海地区或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都名正言顺地打着“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的招牌，门口警卫森严，一般老百姓不但不得其门而入，甚至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

寻欢作乐场所分三个档次

这些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分三个档次：特级、高级、次高级。

特级的，全国约有八所，分别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太湖，大连、珠海、广西阳朔；

高级的，全国约有三十多所，大多在各省军区所在地；

次高级的，全国约有五十多所，大多在各省风景区和沿海地区。

特级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全年每天二十四小时提供服务；高级、次高级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客满”的。

能进入这三个档次的俱乐部消遗、享受的人，也有等级之分：特定的、特别受邀请的高级干部及高干家属、亲属；省、部、军一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高干家属、亲属；离、退休省、部、军一级高级干部及其家属、亲属；现职地、师级及以上高级干部及其家属、亲属。被邀请的人士，包括民主党派人士、有特殊关系的人士、部分港澳台人士。

场所设施豪华

特级的、高级的场所，还配备医务所，并有高资历的军医服务，还有急救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特级俱乐部还配备有急救用的“直九”型直升机。

这些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内部的设施，都十分讲究、豪华。仅餐厅，除了中、西餐厅外，还有特色风味餐厅等，此外，酒吧、轻音乐室、调理(按摩)室、休闲室(住宿套房)、竞技(麻将、纸牌、桌球)室、康乐室(舞厅)等，更是应有尽有。

这类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的“服务员”、“协理员、“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全部定未婚女青年，都经过“政审”，从军警文工团、军警卫生学校，中小城市党政机关中挑选出来，再经过文化、文艺、礼仪、社交等培训过的。通常服务三、五年后再调返部队。

不同证件享乐等级待遇不同

持不同证件进入这类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寻欢作乐，享受招待的等级、待遇是不同的：持永久证，即某俱乐部荣誉会员证者，吃喝玩乐只要签字，不用支付分文；持有年期证者，寻欢作乐定要付钱的，或以记账形式由单位每月结算一次，多以“会议”名义报销；受特邀的，或一次性的享乐，要按牌价；支付V特级的场所是不对这部分人开放的)。

场所经费开支来源

这类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疗养院的日常贻开支资金来源，有挪用中央特拨的军事工程建设资金；地方政府从税收中拨出给军方的补贴：绝大部分则是军警经商、党政机关经商截;留下来的“金库I。尽管中央曾于一九九八年就下令结束军警经商，将清查的资产、资金向政府移交了，但关于清查、移交的结果却从未公布过。军警方面报称：亏损了八百二十多亿元。但高层明知是军方乘机截留作为“小金库”，也就不了了之。最终，在表面形式上，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相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双方在军方资产、资金移交总翠上签名，就此了结长达十五年军方经商总资产、资金亏损达千亿元的一笔账。被鼓留的这部分巨款，成了供高宫们享受的这类场所经费开支的来源。

设在玉泉山的总参干休俱乐部，每月支出近七百万元，每天有近一百二、三十名“贵客”光顾。所以，北京的高干及其家属，看了赖昌星建的“红楼”，说：这个档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还不如地方上军区的招待所呢!查封的缘由导致中央今次采取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六中全会决议要改善党风，才不得不做出的样子。再有，江泽民、朱镕基，张万年、迟浩田等，于明年十六大换届部要退下，他们不想把这个功劳留给下届来“开刀”。

其次是，党内、军方内部对这些供高宫特权享受的灯红酒绿场昕，一直反应强烈，要求禁止党政军高层到这类场所寻欢作乐。这类场所尽管控制严密，但是其内部的活动还是外传了。而且上行下效，不少地方的军队、基地也都搞起俱乐部来，供当官的在假期、节日也能过过声色犬马的生活。因之，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各俱乐部、招待所、渡假村等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

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军，对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这是“自毁长城”。

其实，从中共建政以来，专为领导人,高干作特殊服务的馆、场、所一直存在，只不过服务的范围、对象、项目，有些差别而已。北京养蜂夹道的俱乐部就是专供邓小平，万里、刘仁等人打桥牌的特别场所。中共高官享受特权的传统，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彭德怀、陈云等党内人士都曾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到了八十年代，胡耀邦也提出过：要规范俱乐部招待的范围，缩小特供制。到了九十年代，高层内部就再无人出面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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