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各国找腐败的案例，大概很少能找到记者腐败的例子，记者采访报道新闻，本来是直接沾不到钱的，如果是报道社会新闻（如事故、刑案、民众活动）等，更不可能拿新闻报道权来换钱。但是，现在许多大报和电视台记者，却利用新闻媒体大发其财。有些报，地位高、影响力大，于是记者手中的那点公共权力的含金量也最高，想上报露露脸的地方官员和厂长经理花钱买“新闻”报道，早已不是新闻了。只要到宿舍区去看一下，就会看到成排地停在院子里的记者们的私人轿车，不少月薪千把元的记者，几年前就拥有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轿车。报社的领导人天天看着这些车子，当然知道记者们的钱从何来，不过，至今也没听说有哪个记者因此而被法办的。看来，领导人们实际上是暗中承认了，腐败致富也算“致富光荣”的一种吧。
公费消费也是我国的腐败的另一个特点。在中西部地区，很多县市“吃皇粮”的人数比创税人还多，形成了典型的“九羊十牧”现象。而在“吃皇粮”的人当中，党政机关人员膨胀得最快，奢靡消费也最凶，全国的干部们不仅每年要消耗上千亿元的吃喝接待费，而且还养公车私开，公费入舞厅、进赌场。虽然全国经济一片萧条，但餐厅、舞厅仍然一派繁荣、“风景这边独好”。现在北京的满街汽车当中，有相当大的数量都是公车私开，一辆车的车价要五、六十万，一年从汽油费到养路费、维修费，也要上万元，全部都报销。不但目前许多中央机关的处长级干部，都开着公车上下班；连农村的许多乡长现在也都住在县城，每天开着公车在县城和
乡政府之间上下班。当这些干部们得意地享受着“现代化”时，老百姓却恨得牙痒痒地痛骂道：干部的腐败，从“嘴上”扩大到“腿上”了。腐败榨干了有限的财政经费，很多地方只能靠乱摊派、乱收费来维持腐败所需的费用。
现在有些的腐败也早已从个人行为发展成集体行为。在“搞活、创收”的名义下，一些公共服务机构都通过乱收费、乱涨价，来给本单位的小金库开拓财源。如果这些乱收费、乱涨价得来的钱，全部缴纳国库，就不算腐败，只能算是凭着垄断性地位过度收费，属于国家对公营机构监管不严的问题。但是，乱收费、乱涨价所“创”的“收入”，绝大多数最后都变成了本单位职工的奖金、福利，这就是典型的假公济私。但是现在对这种集体性腐败睁一眼闭一眼，假装看不见，顶多时不时地下个文件，要求各单位自我约束一下，别收得太过分；而且，这种集体性腐败，以被他们自己的职工视为合情合理的事，很多人看到个人腐败行为就义愤填膺，但却认为本单位搞的这些集体性腐败的花样却是“改革”的“成果”，怡然自得地享受，还津津乐道地互相攀比。
学校、医院、电话局等，本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它们的收费应当归入国库，而其职工的奖金福利应该从国库另行拨给，如此这些单位的运作才能受到监督。但集体性假公济私的腐败，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把这些本来应该是公营的机构，变成了职工“群体私营”的机构，由本单位职工集体利用其单位的公共权力谋私。这种集体贪污与个人贪污行为的唯一不同是，贪污在集体内分配，人人有份，把个人型腐败演变、扩散成系统型腐败，造成各行各业都有腐败，法不责众的结果。
腐败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向只占人口少数的集团倾斜，贪污得来的黑钱因为害怕曝光，也很少再光明正大地用去投资，尤其不会用于对国家有益的建设，而是或存在国内银行或伺机转移到国外。所以，腐败盛行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经济秩序混乱，另一方面也造成经济萧条。目前中国虽然银行里有近七亿存款，政府天天在操心怎样刺激老百姓的需求，但是老百姓却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国内报纸一再报导，事实上这七亿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百分之十的人手中，普通老百姓户一般只有一、两万存款而已，显然，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多少钱可以放手消费，而那些积累了几十万、甚至上千万钱财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私营业主，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利用公共权力
通过腐败致富的人，这一类人早已不需要购买多少新的耐用消费品或住房，他们早已应有尽有了，他们积累的钱财越多，市场上的消费力反而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