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的“民族”当指中华民族，“国人”当指中国人民。刘先生指责“国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顾的婴儿，只会等待明主的出现。难道国人真的就长不大，永远人格残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着祈求和接受皇恩?!”“国人……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刘先生作此指责的理由是：国人“只会等待明主的出现”，“官方语言灌输被奴化的头脑”，“救世主意识导致奴性生存方式”以及“把政改希望寄托于执政者”。
“六四”令很多人对中共幻想破灭
笔者认为刘先生的指责与事实不符。中国人民在中共血腥的极权统治下，逐渐认识清楚了中共是以党官为中心的特权阶级的代表。这个特权阶级凭藉手中的权力向全中国人民巧取豪夺、搜刮殆尽，还威逼人民俯首贴耳、向之歌功颂德。六四运动中，市民踊跃捐钱捐物、送茶送水，即反映了人民已认识到中共反人民的本质，并以行动来反对它。
但是，许多人对中共的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彻底，对中共及开明派仍有幻想。中共的坦克与机枪使其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也令这一些人对中共的幻想彻底破灭。
然而，在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的出路。即使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一些积极分子也不是完全清楚。
人民的斗争会不断壮大发展
六四后，老百姓，包括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中共。而且，公开一套、背后一套本身也是一种反抗。目前，在中国，每年成千上万宗静坐、请愿、抗争，甚至有时暴力的反抗，反映了人民不断的觉醒。这种反抗正在不断壮大，对中共的统治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人们不能对这些反抗斗争有详细的了解。但是，从中共强化它对人民的镇压，人们能估计到反抗斗争的发展。诚然，目前的反抗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但是，人民在斗争中会得到锻炼，受到教育。斗争一定会向高级阶段发展。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会慢慢地走出低谷，进入新的高潮。
刘先生也无视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事实。台湾人民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不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进而争到了民主吗？怎么可以诅咒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是“只配跪着接受皇恩的民族”呢！
笔者认为走向民主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主流。消极的现象是有的，但是并不是主流。中华民族绝对不是“只配跪着接受皇恩的民族”，任何民族都不是“只配跪着接受皇恩的民族”！差异只是历史发展的先后不同而已。
从事民运者探讨各种方略
对中国的出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可避免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资本主义五十年前在中国只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共取得统治权后，终止了资本主义在大陆的发展。五十年中共的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和唯心主义的宣传灌输，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有所影响。而且，很少中国人在民主自由法治的环境中生活过，对人权民主自由法治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是必然的，无可指责的。前苏联与东欧共党政权垮台以及台湾政权民主转移的各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国人民及从事民运的人士多所考虑，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各种可能的方略的探讨是正常和必要的。有的方略也会对中共的开明派和中共的内
部分裂有所期待，不能就此认为国人是在等待“救世主”或“明主”，或把“政改希望寄托于执政者”，便以指责与诅咒来充作回答。
当然，有江泽民这样的主子鼓吹“西方议会民主会使中国十二亿人民吃不饱，将会天下大乱”，也必然会有为虎作伥的无耻文人宣扬“中共下台，天下大乱；中共在位，美好无限”。对他们这些谬论必须予以揭穿，彻底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必须根据事实和讲道理，而不能用谩骂与诅咒作为武器。否则，何以服众，何以使敌方无还手之力。
把民主化所需时间想得长些
先进的思想必须由先觉悟者传播给大众。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他们做大量的艰难的工作，把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先进思想在国人中传播，让民众确认民主自由是中国的出路与方向。民运人士还应制定正确的在低潮时期民主运动的方针，准备条件，在条件成熟时在中国实现民主。宁把中国民主化需要的时间想得长些，困难想得多些。刘先生对人民的这种指责是对民主运动没有信心的表现，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刘先生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指责似乎言过其实。他以为自己比大众高明。大众只是群氓，未能响应他的拯救，而使他成了一个一筹莫展、无可奈何的“救世主”。如果刘先生以中国的民主化为己任，希望他能把自己当作国人的一分子，与国人一起，探求切实有效的方略，坚持不懈，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