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记者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却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没有文化的人群之一。原因是他们太忙。笔者的一些记者朋友的家居，极其现代化，但几乎不藏书。有的记者，除了看看文件，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
他们走南闯北，人情练达，入歌厅，洗桑拿，对现实社会的一套运作规则十分娴熟，讲起黄色笑话来比谁都厉害，但是，对中国文化、世界历史、现代科技，往往一问三不知。
有些记者一年难得写几篇稿子，他们也写不出来。现在的被采访单位都得事先准备好新闻稿，记者大爷和小姐们只要划拉划拉，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摄影记者则更差了。他们聚在一起时，总是得意而不停地谈着自己与某某大官的警卫的关系，到某国出差又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古董，到什么样的俱乐部看了什么样的“表演”。
在高级宾馆的自助餐厅，把自己盘子中的东西堆得像小山一样，最后又总剩下不少的，那必定是记者。
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在采访时，常问一些傻问题，有时，是很不礼貌的问题。他们的穿着也不礼貌。有时，开新闻发布会，等了半小时主要记者也不来。终于来了，还对着主持人大声喝问：“没有我们某某电视台，你们这个会能开吗？!”
有的记者索要“出场费”
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单位，没有不给出场费的。这在新闻圈中是不成为秘密的秘密。这个缘起，大概是因为有些新闻单位不给报销车钱饭钱。记者也是人，他们要“车马费”。他们说，这与有偿新闻是两码事。
在大多数场合，记者的出场费与歌厅里的小姐坐台费差不多。这要看人和单位的实力。最少的是一百元。曾经有过五十元的，但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两百到三百元。
但还有更高的。如某旅美画家，回国请新闻单位作报道，一人给五百元。某知名网站在火的时候，记者写一篇稿给八百元，长短不论。
有的公司，私下给得还要多一些。笔者有位记者朋友，在某著名日报上发了一篇千字的稿件，公司给了五千元。据说，还有更高的。
除了出场费，有的还配有礼物。
拿了钱都是要发稿的，而且一般还都能发得出去。但是，也有一些记者不讲“职业道德”，拿了钱和礼物，便不发稿了。
有的记者傍大款
陪朋友到某新闻单位的宿舍区，朋友羡慕地说，怎么这么多车？不光捷达，还有丰田。有的记者，在城郊买了别墅。这当然靠出场费是挣不了的。
电视台的收入最高，有的栏目，都承包了，组里分钱，都不用签字。据说，有段时间，到电视台找工作，还要大官批条子。然后是销量好的报纸。有名的体育记者，年收入惊人。
但不光是职务收入。都说记者认识的人多，好办事。现在，一个记者就是一个公关公司。他们的这种职务，是很方便的。笔者认识的一些记者都承认承办过新闻发布会、拉过广告、搞过策划、弄过批文。
前几年，记者走穴也很挣钱。某某名记当穴头，组织一个团队，到某某地某某单位走一圈，他拿大笔回扣，小部分给招来的记者。最后大家发文章交差。
笔者见过一位跑证券的记者，在股市下跌那会儿，她的手机响个不停，都是问行情的。她本人是大款，开着车。
有的记者是傍着大款的。在上海的APEC会议上，中国的CEO身边就有这么一批记者随从，他们的任务不是搞报道，而是搞外交。这些记者的日常花销在公司那里报销，还要拿“咨询费”，甚至“分红”。
而某些电视主持人便更风光了，他们自己就开着公司，或就是某些公司的后台老板。
现在的记者是比较富裕的阶层。这么一个阶层，他们为穷人说话时，底气是否很足？
有的记者捧官僚
很长一段时期来，记者是中国的特殊阶层，笔者曾在不少县的宣传部见到，墙上贴着接待不同级别新闻单位的规格。
南方对记者要不卑不亢一些，但越是穷的地方，越把记者奉为上宾。因为，它们需要提高知名度，他们的官员需要政绩和升迁。记者也就摆谱了。
外国记者都很羡慕中国记者。中国记者到一个地方采访，当地要招待住高级酒店，市委书记市长陪着吃喝，说：“请都请不来哩。”当然还要给小费，给赞助。
一些记者也便趁机吃喝要拿。一旦对方有所犹豫，便威胁“曝光”，而一个地方确有短处怕被抓住。这要威胁到官运了。
有的记者，成了当地政府首脑的座上宾。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不顾事实，忙于替地方遮丑和扬名。
所以，只要官文化盛行，记者就有市场。笔者知道一些记者，甚至连自己最后都到地方上做官去了。
在任何时候，记者与腐败都有天然的联系。腐败案中，记者往往是一个重要环节。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已有很多了。
谁来监督记者
媒体，是一个社会的良心。要做到公正，它的从业者首先要正直。
而“防火、防盗、防记者”却成了民间流行的口头语。当然，与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关系不错的少数记者是防不胜防的。
他们给这里曝光，给那里曝光，但是，极少听说记者给记者曝光的。
监督记者的困难，在于记者掌握着媒体这种权力并联络着媒体以外的权力。人们说，惹谁都不要惹记者。
在这种时候，如何加强新闻自律？仅靠新闻自律，是否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