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警察扫黄时，在一些三陪小姐身上，搜出一叠避孕套和某报社记者证。警察为了核实小姐的身份，给某报社打电话问：“我们抓了几个婊子，请问是不是贵报社的记者？”社长说：“没错，她们是我们报社的‘骨干‘记者。”
张贤亮说：“作家与妓女之间至少有一点相同：一面受着生活的折磨，又要强作笑颜，都是可怜虫。”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里，都是大家要取媚与世。”其实，在这一点上，记者比作家更甚。
《中国十大最不要脸的人》一文指出：“某些新闻界的‘红包’‘造假’，等等等，已是有目共睹。口口声声喊‘打假’其实假新闻的水分要多于现在的黄河水 ！哪个贪官污吏倒台了，就大批特批，却忘记了正是某些新闻界当初对他们的大吹特吹才使他们官运亨通的。某些新闻界的贼喊捉贼现象，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
过去，人称记者，七等人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现在的记者，“谁有钱、有权，给谁吹”，已经成了新闻界的拿手好戏。近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大诈骗案，都有新闻记者在背后摇旗呐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记者新闻报道的助纣为虐，那些土得掉渣的诈骗犯是不可能在很大的范围内兴风作浪的，如鱼得水的。
记者的软骨头，不仅在于讨好权势，而且依附于“婊子”。几乎所有的大贪污犯，在出事前无不是新闻报道的热点。
1997年洪水肆虐的荆门市，卖淫女陈丽则以其鲜廉寡耻击倒了诸多官僚，竟出任掇刀开发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惹得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荆门报社弃百年洪水于不顾，纷纷由一把手在荆门市的豪华大酒店里轮流坐庄，为陈丽这个婊子接风洗尘。
胡适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一秀才经常帮人打官司。县官很讨厌他，说：“读书人应该安心关门读书，为啥要到衙门来？”县长忽放一屁，便用放屁为题叫他作文。秀才马上说：“县长高高耸起金屁股，响亮地放出宝屁，好像丝竹的声音那般悦耳，麝兰的味道那样喷香。小生立在下风头，不胜荣幸之至。”县官大笑道：“这秀才，正经文章不会做，放屁文章倒做得不错。”
其实，秀才再放屁，也放不过我们的记者同志。梁效放屁，我们的大报小报也跟着放，就是绝好的例子。
有一次与几个文友座谈。一文友说要多写一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不料文友起来反对说：宣传部不同意。我说：写作必须自由，靠他人发给写作“信号”，不仅写不出好文章，而且多是梁效之类的屁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