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只是它出自汪精卫执笔的孙中山遗嘱。毛政权与孙政权不同，毛实行的是沿袭，两千年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制，而且毛自以统治最为有效。
毛泽东对所谓接班人的忧虑贯穿于他最后十年的执政过程中。早在林彪事件爆发时，已清楚反映出毛泽东这种永远有想说想做，但自己不说不做的多疑多虑的君主心态。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即是毛去世的前五年，由毛授意向全党全国公布了一份不是“遗嘱”的遗嘱。说它不是遗嘱，毕竟毛尚在人世，未以遗嘱冠名；说它是遗憾，是它“藏之深山”的方式，是因毛泽东这份名义上致其夫人的密信中的担
心万一“我死后”。史为明鉴，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猝死或被谋杀，起自于全国上下雀跃欢呼其“万寿无疆”、“绝对权威”的始初。毛泽东将密信分别保存在几个文献资料馆，存无定期，必要时别人取得或由自己取出，更加显示他洞察一切的无比英明，无论毛是否健在，都对毛的千秋江山持续产生“圣旨”作用。它兼密诏与遗嘱于一体，可见毛泽东的遗嘱不可能是说几句世俗临终托咐的话，而实在是集权
统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
简言之，毛泽东天衣无缝的治国韬略，落到孙中山由人代笔留言、润色甚至有机会被“篡改”的地步，在毛看来那当然是仓措的，是要失算的，对社稷黎民是极不负责的。
林彪事件后，毛指示全国“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毛又向全国谈及他总结自己，他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败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他还说，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少，对后一件事反对的人多。一位政治老人的孤独及伤感溢于言表。从他日趋虚弱的身体状况估计，此时他密不可宣的遗嘱框架已就，所不同的是根据存活的时段，随时将接班人选作必要调整即可
。毛的晚年没有亲撰长篇文章，所有指示都为语录形式发布，除了那篇沤心沥血、一字一句认真准备的不是遗嘱的遗嘱《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之外。对一个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并以文治天下的毛泽东来说，遗嘱应是他留芳百世的最后篇章。作为政治舞台作秀一生的压轴戏，遗嘱继续左右世人作出毛所期望的“盖棺论定”，让毛家王朝与天地共存。
人们都记得，“文革期间”中国所有报纸曾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过胡志明的遗嘱，其中“见马克思”之说法成为后来中国高官自谓“死亡”的代名词。胡志明事先为全越共与民众准备好自己的遗嘱，越政权按惯例及时向全国公布，符合共产集权统治的常规。遗嘱关系到领袖在民众心目中的“永久”形像是否依然、权威是否延续、政权是否巩固以及接班人是否明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更为突出的
是毛泽东逝世前正处非常时期：毛的形像因贬周抑邓而不能与以往尤其是与“文革”初期相比；其权威无论由当时主政的哪一个来传递则人人怀疑；整个政权系统、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阶层的动荡不安正处于一九四九年毛执政以来的最危机状态；而毛已许久未发表“高瞻远嘱”的指示，已数月未在电视中露面，一直未明确他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也只有借遗嘱诉诸生前未以权威形像作赌注去压垮对立面从而一度被耽搁的心愿，为达到自己未实现的政治目标再作最后一次的强施于人，趁作古之际挽回自己的脸面。无怪乎当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中国最优秀的播音员向全国沉痛公告毛之死讯时，人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没有公布主席的病危通知？列宁、斯大林有连胡志明也有，我们毛主席怎么没有，死得太突然了”！第二个反应是准备聆听主席遗嘱的发表。但除讣告之外，等待的结果只是日后由中共中央宣布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官方舆论借此大肆声张中共最高层贯彻已故领袖意志，将专制政权巩固下去并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至少这在客观上转移了人们对主席遗嘱的期待，同时将华国锋出任共产党首脑的程序作为按步就班那样，自然而然让民众接受，突然仿佛有无先帝遗嘱无关紧要，反正有华主席在，他还年轻有为着呐！于是原本毛耶稣的湖南韶山冲迁到了山西交城的山、还有交城的水，因为诞生新领袖的唯一法宝“个人崇拜”已率先呜锣开道，它出台于华等人控制的唯一舆论工具《解放军报》。
二、探寻毛泽东遗嘱的意义
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宫廷政变。这场直接凭借武力支持政变所废黜对象是毛泽东的夫人、亲信、代言人，按中国传统是典型的“清君侧”。事发后中共中央发文件向全国解释道：“长期以来中央对王、张、江、姚等人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对这种说法，即便是痛恨“四人帮”的人也免不了几分恶心：政治这个东西真是骗人，不要脸！谁是中央？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搞不清自己的名字可以，搞不清“中央”是要枪毙的。以中共历届次党代会文件为准，按时间顺序以新华社发布的时事政治报导为依据，在毛泽东执政并发动“文革”的最后十年，始终保持并实施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效能的，只有毛泽东加“四人帮”其中三个个人。在这十年里，其他高层里所谓“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个别几个没有文化看不懂马列书的大老粗，不是叛徒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不是走资派，就是“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死不改悔”，就是晚节不保、“逆流”，总之没有一个是光彩的、清白的，按毛的用人标准，特别是按他们这四、五个人的同一立场来衡量，就再无哪一个能在中央政治局保持十年不犯“路线错误”的纪录。短命天子华国锋，他在毛中央的时间也一样不够长，不足数，平素无才无能，好事坏事都干得不够格，从来在中央不抢也不要发言权，即使有点心思也始终放在肚里不吭气，脸上看老实（他的官运本来就是从五九年大灾荒的穷乡饿着肚子高喊“人民公社好”而感动毛的），直到最后被人硬推着干了一阵子傀儡的活，冲着自己一向唯唯诺诺当作老娘的人舞拳头，充当总司令，不管怎么样算是打破了自己干好事的纪录。
如果没有这场政变，后来邓小平的复出乃至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都无法设想。此类说法不错，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四人帮”下台？
有人说是“四人帮”不得人心。
若不得人心就倒台的话，他们这伙人早就倒台了；得人心也不一定在台上，胡耀邦那样受全国民众拥护，但他不得不下台。粉碎“四人帮”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事此类行为的人甚至可以与“四人帮”在思想上、组织上一致，但在政治目标上选择不同，如粉碎“四人帮”的主要人物之一汪东兴即是。粉碎“四人帮”还是一种政变行为，因无司法程序的“逮捕”，而且对象是一批经党的大会、人大确认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那只是政变而已，或者就是毛泽东曾给江青的信中所称，属于“右派打着我的旗号反对我”。
至今有一点能完全肯定，粉碎“四人帮”不是出于毛泽东的本意，不是遵循毛的遗嘱行事。这是“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内，便得到事实上的证明：从中央各部委办到全国各地，上万名党的高级干部被逮捕、隔离审查或撤职，毛泽东与“四人帮”一伙十年苦心经营的“文革”派系骨干队伍被彻底摧毁。
问题是发动政变的人究竟感到什么威胁，或迫不得已一定要在毛死后不久，这段敏感期内这么干呢？官方党史一直是以毛死后，“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在权威报纸上发表《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问题的答案。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以文件的最权威形式向全国解释道：“他们这么做是打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他们要动手了！”这就是所谓“及时、果断粉碎‘四人帮”
的原因。
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或者按华国锋的坚持“文革”的态度，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是“四人帮”确实在该文章中传递了一个信号，是他们首先暗示全党全国：毛主席还有话要说（有毛的遗嘱的可能）。说“他们要动手了”，无非是“四人帮”要拿这份遗嘱并抢先公开告示全国。这个信号是这样表达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时看了这篇文章，人们都感到话里有话，便有人认为毛主席到底还有遗嘱，有人认为这还不算是遗嘱，或许是先提一句其中的话，还有人索性以此作为“毛泽东遗嘱，为研究中共党史、‘文革’史解秘”。足见“四人帮”为毛造舆论事出有因，使得政变者亦不敢根本否认，只能玩用“皇上对你说还是对我说”之类的宫廷斗法，说毛是讲“照过去方针办”。经中共党史界考证，毛既讲过“按既定方针办”，也讲过“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夏季中央计划会议上讲的正是“按既定方针办”，只不过“四人帮”再也抢不到时间和地位来说明这些话了。
在粉碎“四人帮”两星期左右，中共中央第一批文件向全国传达，文件在准备上欠成熟，分为印刷与口头记录两个部份，但人们清清楚楚知道传达的一项主要情节，而在日后的党史研究中却被忽略。文件称：“主席逝世，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紧急会议，江青在会上又哭又闹，吵着要汪东兴把手中的公文皮包交给她。华主席明确告诉江青，主席所有的文件都由汪东兴同志负责保管。由于江青‘四人帮’
一伙的吵闹，主席遗体的处理、毛主席纪念堂重修和毛选五卷的出版等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讨论。”江青到底要的是什么？一定是毛泽东生前未发表的文件，所谓与“四人帮”的生死较量，以及日后的政变都从争夺主席生前留下的文件开始的。
如果不以毛泽东遗嘱的存在为前提，中国当代史上的精彩片断就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四人帮”会不会动手？“四人帮”如果动手，按宣判他们的罪状的用语是要“搞反革命政变”。“四人帮”本来就未掌握军权，怎么能直接搞兵变呢？而华等人“革命的政变”在“四人帮”发表那篇文章后，仅隔一天就取得成功。人们没有再思考一番，既然“四人帮”仅靠上海十多万武装民兵根本控制不了北京
，管不住全国，华等人为何一口咬定他们会动手呢？曾有史学家分析这是一种宣传，是希望军队与民众相湃酚衅涫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