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这是他与同为文学教授的女儿刘剑梅合写的专栏，共同探索人文世界。
小梅：
今天想跟你谈一个思索很久的新概念“第三空间”。知识分子的本性应是中立的。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精神创造，以无私的态度批评社会的缺陷和自身的缺陷，这应是知识分子的天然特点。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一直形成“国共两党”以及“左翼与右翼”、“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对峙。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又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结果，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党派中人而乐在其中之外，其他知识分子则常常惶惶不可终日。
金庸小说《鹿鼎记》给中国贡献了一个“韦小宝”。韦小宝就生活在政府（宫廷）与反政府（天地会）中间。这个中间，实际上只是难以存身的小夹缝。要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就得使出全部生存技巧。这部喜剧的背后是大悲剧：韦小宝没有自立自主的生活空间。韦小宝的生存状态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侥幸的像韦小宝，不幸的则像阿Q，革命派得势时“不准革命”，反革命派得势时则要他的脑袋。
受激进政治的影响，在现代文化史上，作家诗人也不能不进入某一阵营。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与右翼文化两大集团对峙，周作人、林语堂等想置身于营垒之外“谈龙说虎”和抒写“性灵”，立即遭到鲁迅等人批评，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杜衡）想当“第三种人”，走“第三条路”，鲁迅更觉得可笑。尽管我崇敬鲁迅，但在这里却要批评鲁迅不够宽容：不给知识分子同行留下超越两极的存身之地──第三空间。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批判“逍遥派”（即不参加任何派别），心里就发颤。那些年我老是想起《水浒传》中的卢俊义。他是“河北三绝”之一，著名绅士，并非朝廷势力，也非造反营垒中人，本来活得好好的，但梁山好汉因为“替天行道”的需要，非要逼他上山不可。他不想上，他们就不择手段地“逼”，强制他入伙。无论是“匪”还是“官”，都不给卢俊义以自由的生存空间。文化革命中，对立的山头都要知识分子上山“入伙”，不入我的“红名单”，便上“黑名单”。
所谓第三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产生政治两极对立时，两极以外留给个人自由活动的生存空间。周作人所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就是这种个人空间，也可称作私人空间。尊重人权首先就应确认这种私人空间存在的权利和不可侵犯的权利。第三空间除了私人空间外，还包括社会中具有个人自由的公众空间，如价值中立的报刊、学校、教堂、论坛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体上还是拥有隐逸的自由空间，所以才有汉代的商山四皓、晋代的竹林七贤、南北朝的莲社十八高贤、唐代的竹溪六逸、宋代的南山三友、明代的曹溪五隐等隐士的立足之所。隐士倘若出山，有的也入仕（为官，如诸葛亮）、入伙（当造反谋士，如吴用），但许多则成为自由主义者和“第三种人”。四九年之前，尽管已开始批判“第三种人”，但作为“第三种人”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有生存的可能性，到了四九年以后这种人则全被消灭。第三种人的消灭意味吁第三空间的消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政治抉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知识者既没有隐逸的私人空间，也没有自由讲话、自由参与社会的公众空间。
文化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权利，正是争取“第三空间”的权利。有不受政治干预的个人空间才有自由。二十年来虽说“第三空间”实际上正在悄悄生长，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第三空间”是何等重要。反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许多人仍以为知识分子非附上某张“皮”、非依附于某一政治集团不可。敌我分明，或入官，或入伙，或扛政府大旗，或上民运战车，二者必居其一。倘若独立，就两面不讨好。李泽厚和我合着《告别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应摆脱两极思路，应有超越两极的中性立场，既不当政府的驯服工具，也不当反对派集体意志的玩偶，而应在自己精神空间里进行价值创造，寻求自由自立的第三空间，也希望社会尊重这一空间。然而《告别革命》出版后却遭到两面的强烈批评，这时才明白争取第三空间十分艰难，也才明白，自由正是从社会文化的绝对两极结构之处开始消失。今天向你诉说“第三空间”的概念，也算是对自由的一种憧憬。也许又要落入你所说的“渺茫”之中。
爸爸于香港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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