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1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看起来象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有一天夸耀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那是在“农民运动会”举办期间说的。真是滑稽逻辑！他们没有问一问，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个国家规定了“农民”只能是“农民”，并且农民需要用钱来取消农民户口换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2、农民实际上享受不到一般公民的权利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一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80%的这一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那么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一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徙”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徙。这一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他的社会心理潜因吗？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3、通过高考摆脱农民身分的我仍然关切农民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民，我始终困惑着。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困惑着。
我千百次地问苍天，问为什么我会是农民。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个市民的家庭？为什么作为农民我天生就被剥夺了一切和城镇孩子一样许许多多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乡的光荣和坎坷？假如没有后来的高考，我还没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权利。我的权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尽管我今天已经不再是个农民，我家里没有了一个农民，但凭着一个小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却不能不关心这个仍然存在的阶层。我始终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发我永远关心社会问题的最初起点。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每一次面对农民问题时都不能平静。由农民问题我想到中国太多类似的社会问。
4、农民即使进了城，还是一个不平等的另类
农民今天部份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一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尽管比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
还不仅仅是个户口问题、经济补贴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一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却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吗？
对于农民也还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问题，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约1/10，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么多年了农民们是怎么熬过来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也死活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都要换取回城的权利，也所以爱着农民姑娘的知青们只能在小河边对着“小芳”无奈之中说“bye-bye”。
在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等途径转换都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招工时一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一定不包括农民闲居人员。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长期以来，在中国做农民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惩罚。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会在刑期结束后剥夺他们的城市居民户口，而把他们贬为农民。这样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通行。
5、据说上山下乡是一种浪费那农民岂不是一生都在浪费？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什么苦可诉！《天浴》中知青的悲剧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农村不是一般的苦啊，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
看来毛主席对农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包含着他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了。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浪费”了他们的终生？这种限制农民迁徙和工作权利的户籍制度已经在中国执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没有彻底放开！
6、农民生下的居然只能是农民！
在每一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稍微意识到这个公平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到：他们就要再生育一个农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一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一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女子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上演着。大家对这一点还是有一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一个爱情悲剧。它反映的社会现实远比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陈冲拍摄的《天浴》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
撇开不同的视点看，两部片子牵涉城乡差别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剧的基础建立于一个知青回城的困难上。女主角年轻、她是城市人、她是社会优势的获得者，对于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人们女主角的悲剧性就有效降低了，只获得了观众对文革的进一步关注和对一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该片没有触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人生》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男主角爱一个农村的姑娘，但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农民的命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意欲和一个城市居民的女儿结婚，他是一个中国的“于连”。所以，两部片子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深度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7、没有幸福的农民，哪来幸福的中国人？
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呜呼，时代！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
假如我以一个国家为一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正好配得上让人们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一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一个社会的良知和社会公平意识是会水平发射、平均反射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只要一个社会中有明显的一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意识终有一天是会发挥在其他人身上的。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残酷，它说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受到“农民”一样的不合理管理，当然不是表现在户口上面，而这种随随便便牺牲或漠视部份人权利的事情也会表现在其他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残疾人，如知识分子阶层，如城市贫民，如一切非权利阶层……。
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并真正理解斯宾赛的这句话，我愿意第二次重复它：“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它其中包含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深体会，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一切暂时的利益获得团体的体会。尽管这种共产主义情怀不是来自于克思本人，但太阳出发点的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本来是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