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始终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太缺乏坦诚。中国人吃亏不断，根由大概在此。上千年前的例子不值得再去引用，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坎坎坷坷、反反复复，稍有记忆力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因为不坦诚，便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各方面关系，多了猜忌与陷害，少了信任与理解。中国的官，在台上一个个一本正经，一副正人君子相。一旦下台，仿佛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白白净净的一张脸，立刻变得不敢见人。实际上，他在台上的时候，因为不坦诚，只会装模作样，底气十足说给别人听的那些话，自己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而做出来的样子，又是真理的代言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仿佛都发自内心和灵魂。西方的人信仰上帝，一生努力的结果就是为了能挨着上帝的肩膀坐。中国的官的装模作样，目的是让人相信他就是上帝。可惜，中国的现实的发展，总和官们的信誓旦旦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官们的丑，坦白地证明着官们的口是心非。所以，中国的官们总千方百计地躲在理论或主义的影子里，探头探脑地观察现实，从不敢坦诚地面对现实，更不敢站在现实的讲台上敞开心扉讲一句话。偶尔讲一句，便是“现实是残酷的”。
是的，现实的确是残酷的。国门没打开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走在康庄大道上，过着幸福的日子。自我满足之余，还操着地球上其他四分之三人口的心，担心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到了一九七八年，国门一打开，却不料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花花绿绿晃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等到挣开了眼睛，定睛一看，连月亮都是人家的圆。从此又惭愧又自卑，见了人家老远就把软骨腰弯下去，毕恭毕敬大气不敢出。回头看看自己的同胞，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空长了几十年志气。几十年里喊过的振奋人心口号，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语录，一下子不见了踪影。用高不可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世界观，一下子发生了大地震，没来得及动摇就坍塌了。此后的许多年里，洋人在中国几乎个个是爷，他们手中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急红了不知多少中国人的眼睛。让一直坐在自己屋里感叹现实残酷的中国人，真切地体会了残酷的现实。
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坦诚，盖因凡事自己作不得主的缘故。几千年来，中国的人治一直是许多不开明小国积极学习的榜样。“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赐一碗毒酒给你，临喝之前还要长跪高喊：“臣，谢皇恩浩荡！”。“赐死”不是对人的任意摧残，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赐死”而死，死得其所，即使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也要大叩其头，并祝“吾皇万岁万万岁!”到了六七十年代，则成为“领袖挥手我前进”，而且“越是艰难越向前”。虽然人人长着脑袋，但人人都觉得不必考虑为什么艰难、怎样避免艰难。结果是越是向前越艰难，难到饭都快要吃不上了。即使如此，可爱的不坦诚的中国人，还是隐藏起满腹的怀疑，不说一句真心的话，高喊着空洞、赌气口号，向死胡同深处走去。
中国的官们的不坦诚，大抵是为了向上爬。官大一级压死人，爬高一层，压死一大片。坦诚人在中国，肯定做不了官。古今很多有才华的人，本可以做官，可因为太坦诚，一句真话或半句实话，不慎触怒龙颜，官门没入，就一头栽在门槛上，一生当了植物人，从此不醒。栽得轻些的，落个脑震荡后遗症，终生与酒为伴、与清贫为伍。个别爬起来学会了卖乖弄巧的，因其本性难移，不定在哪里又会马失前蹄，最终下场往往也是可怜兮兮。所以，在中国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做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说透了，就是都不坦诚。不但是个不坦诚的官，而且是个不坦诚的人。天下的乌鸦那有一个是白的?
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以中国之大，个把坦诚的官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把坦诚官的官途，肯定极其艰难，权不会很大，势几乎没有。而且往往一身病，还要强撑着一个穷家，一家人穷得让叫花子落泪。这样的官不是累死就是病死，反正要早些个死。要不然，他晚节难保。这几年出现的“六十岁现象”或叫“五十九岁现象”，很说明这一问题。西方人信上帝，越临近死亡越接近上帝身旁，而中国人一辈子所树立的信仰，越到临死越迷茫，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迷失了方向。所以，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只有搞“盖棺定论”，也就是这个原因。
“盖棺”是否就能定论?也不见得。中国人很擅长变戏法，并美其名曰“古为今用”。同样的题目，根据当时不同的需要，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文章来。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历史上被捧被杀过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一会儿被捧上天，顶礼膜拜；一会儿被贬下地，遗臭万年。这都是中国人干的事情。捧有捧的理由，杀有杀的道理，中国社会一直在这种捧杀交错中徘徊着。一个人的一生太短暂，容不得人生信仰来回摇摆。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我们的人生信仰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摇摆，根基实在难以牢固。人生的信仰犹如墙头之草，晚节如何保得住？好在现在想保晚节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若干年后的人们，只能在《辞海》中才能见得到“晚节”两个字是怎么一回事了。话说到这份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实在有些悲哀。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现实就是这么回事。而且看将来的趋势，这悲哀不容易转缓。人生活到这份上，就不得不感叹“活着真累”了。
（以下为正文）
大学入学不到两个月，按部就班的大学生活，很快就冷却了我的兴奋和喜悦。大学生活的期望和神秘，终于还原为眼前平静如水的现实。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讲解，让学生们感到索然无味，只有埋头看闲书。每周六下午被铁定为政治学习时间，无非是读报纸念文件。那时候的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还“左”得很。因此，报纸上的社论特别多。社论上的许多话，反反复复听多了，一点也不新鲜。学校对这种社论教育兴趣特别大，抓得特别紧，用辅导员的话说叫“火车跑得越快，越要把握好方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的一切努力，全都是枉费功夫，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看学校苦抓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思，是希望把我们的人生方向定得像激光一样又直又准，而且具有穿透层层迷雾的功率。似乎这方向一定准，其他万事都可迎刃而解。只可惜，学生们并未因此“圣贤”起来，相反，继之而来的种种迷惑、困顿、叛逆，却令校方伤透了脑筋。
大学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空洞，形式之单一，简直可以说比“文革”时期的某些“歌功颂德赛诗会”还登峰造极。至少，文革中的人们心怀虔诚，对领袖和主义的崇拜虽然盲目，但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要不，怎么能够一喊“毛主席万岁！”就热泪盈眶呢？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失却了这种盲目的激情，多了一些内心独立思考的理性。这本是社会和时代的一大进步，可惜，中国人向来把主义看得重于国人性命，所谓的教育家们更是把主义神化美化，千方百计以此来约束学生们日益觉醒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大学生，在独立思考上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受到如此多的约束，只能如婴儿般在大人设计好的襁褓里生活成长。到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又响起一片斥责声，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责备大学生是“抱大的一代”、“长不大的一代”。到底是大学生们愿意被抱而不愿意长大呢，还是大人们抱得太紧而使大学生们长不大呢？社会应该好好反思，而且是反思的时候了。即使今天，许多高校的教育模式，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模式，几乎仍在沿用着几十年的一贯制。虽然形式上因迫不得已而有些小变动，但内容上骨子里仍万变没离其“抱”宗。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教育不来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大革命，就很难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人”。
说句很不尊重的话，即使今天的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仍给人一种“黔驴技穷”的味道。“左”风盛极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至高无上，对主义和领袖，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个个信服得忘了自己。一号召大跃进，全国上下立刻炉火滚滚一片通红，一号召学大寨，全国农村又立刻漫山遍野红旗飘飘，就连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也恨不得修整成层层梯田。人们虽然从“左”中醒了过来，但“左”风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吹拂，至今连绵不断。大学校园里，“左”风吹拂得尤为畅烈。在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上，“左”风虽然几乎成了空穴来风，但它一直在不断地吹着，从未间断停息过。以至于其他风闻“左”风而逃，根本就吹不到这块阵地上来。所以，大学生们一离开校园，往往吃惊感叹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而那颗被“左”风吹拂了四年的心，一接触别的什么风，顷刻间就失去了仅存的一点虚伪的暖意，立刻变为冰凉。站得高一点讲，高校应培养改造社会的英才，而不是训练顺应社会的愚才。
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剧就在于此。高校自称是一块净土，它希望这种“净”能永远保留在学生的心里而不被外界侵扰。可惜，中国社会向来是个大染缸，有几个学子能保住心中的“净土”纯洁如初？保不住，证明高校的教育是失败的。面对这一失败，高校并不乐意坦然承认，相反，又在对社会复杂的埋怨和诅咒声中，更坚定了捍卫净土的决心。西方的高校，听说没有什么围墙，而中国的高校，不但四周围墙高不可攀，就连仅供栖息之用的学生宿舍，大都也改造成铁门把守固若金汤了。这一现实，不正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影响消极防御的一种真实写照吗？不正是高等教育自我封闭的象征吗？教育不能面对现实，还奢谈什么改造现实呢？
有人曾经总结说：“小学生立志要接班，中学生苦学赛圣贤，大学生喝酒又抽烟。”此话虽然尖刻，却道出了中国几十年教育现状的真实。还有一句话说：小学生手拉手，天真烂漫走；中学生手牵手，心事重重走；大学生手挽手，卿卿我我走。此话说的虽是一种外在现象，却切中了几十年中国教育的窘迫之处。不是么？“小学生上街为社会，中学生埋头ABC，大学生宿舍甩老K”是目前学校教育现状的真真切切的生动写照呵。面对中国教育的这一现实，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可悲的中国教育！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碰到的第一个困惑是:怎样找回迷失的自遥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