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最近调查大陆各地方报纸，发现各省都存在奴工问题，而随着农村经济衰退，外出盲流日益增加，奴工人数正上升中。加上大陆目前的“户口制度”，无论是盲流或被认可的民工，他们离乡背井后，根本不受当地政府重视，顶多是三等公民，很容易受人胁迫，永远被当成无偿的奴工，除非奴工的亲友向原户口地报案，否则当地政府不会管这些“化外之民”生死。
报导说，与大陆拐卖妇女不同的是，这些被欺骗或者强迫劳动的奴工不受人们关注，官方媒体很少刊登这类新闻。北京政府似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防止奴工问题。当初中共就打着解放全中国百姓旗帜夺得政权，在建国五十多年后，如果承认还存在奴隶，岂不有失颜面。
报导透露，河北省定州的“四面村”和其他贫穷的农村一般，有一砖块工厂。最近一年多来，这个被煤烟熏黑的小村子控制了二十七名奴工。他们没有工资，也不准随便离去。这些奴工当初来自更贫穷的内陆省份，经过几天的火车和汽车旅程，才来到邻县定州，被骗到四面村当奴工。
来到村内后发现，所谓拿高工资、住房条件好全都是骗人的。这些人天天被迫在灼热的温度下白白劳动十二个小时，住在废砖搭成小屋，房顶上铺的是一层塑料布。
曾有一名奴工乘警卫不注意时逃走，砖厂经理骑着摩托车追捕，最后用绳子把他拖回工厂，当着众多奴工将他打死，以杀鸡儆猴。五月二十二日，一名外逃奴工成功逃到定州，并向当局告状，当地劳动局官员来工厂，逮捕了经理，释放奴工。但只有七人愿意离开。其他工人在获得改善工作条件、定期发薪等承诺后自愿留下作工。
一名来自云南、衣着破烂的搬砖工人说，“他们过去经常挨打，大叫。现在好多了，至少还有钱拿”。
随着大陆盲流增加，私营企业发达，奴工人数正上升中。同中国的监狱工厂强迫性劳动不同，非法的强迫劳动多发生在中国农村，外界难以了解内情。因为这些奴工多处在偏远地区，其中有很多是地下或者半合法的私营企业，主要经营项目是砖厂、采石场和温室农业等。
北京最近请国际劳工组织等外国机构帮助中国改善劳工条件，但这些国际组织说，他们并未被告知中国奴工情况。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强迫劳动的伯宁说，“我们不知道中国目前存在非国有奴隶劳动”。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此一劳动是“对人类自由的可怕摧残”。
大陆的奴工和外国一样，都属于无止境的滥用劳力。定州砖厂的奴工不是正常劳动，他们多数因生活所逼被骗劳动，结果却是永远从事没有工资的劳动而且失去自由。被骗的多数是善良无知的农民，居心不良的的仲介者所用招数是答应给高工资、吃得好、住得好，等到上当后，再没收所有身份证明，并制定严苛的工作条件。
奴工受到注意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正值八九天安门运动后经济复苏。以一九九四年为例，广东官员在当地媒体透露，该省二十处采石场存在奴工，而且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在广东清远县的一采石场，三十九名奴工日夜有警卫看守，晚上被锁在屋内，这些人全没工资拿。一省级官员在接受广播访问时说，“强迫劳动，在全广东省比比皆是，极为平常”。
为何这些问题未受当局关注，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已经解放全中国，因此，奴工是个敏感的问题。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成为敏感问题。事实上，过去“旧社会”存在的奴隶在共党统治后仍未消灭。
一九九四年，新疆媒体透露，当局救出四百名维吾尔族矿工，这四百名矿工在沿着“玛纳斯河”的十三处金矿内工作。厂方为了防止他们偷金子，多半是光着身子工作，被强迫劳动的同时，这些奴工不时被铁棍打。
去年开始，大陆奴工报导更加普遍。例如，2000年五月，四川三峡工程报说，九十名三峡移民结束了在沈阳砖厂的奴工生涯。大陆内陆省份收入短缺，助长奴工的形成。许多安土重迁的内陆农人，为了增加收入也开始加入，这些一生未踏出村外的农民最容易成为受害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小东说，“一旦人们失去个人自由，而且遭受威胁，想法将不同”。他指出，“在此一情况下，人们很高兴能吃一顿，或免于挨打。在获救前，首要目标是保命。而最佳选择就是努力工作”。
讽刺的是，获救奴工通常是找老家的公安机关求救才有结果。造成此一奇特情形就是“户口制”。管制户口原本在防止人口流动，如今当地政府却以户口制为由采不闻不问态度，难怪奴工数目增加。(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