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陆续由党政官员担任，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不安。1998年12月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生洪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2000年10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司长纪宝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2001年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司长钟秉林又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除了这几所中国顶尖大学，其他不那么有名的大学和地方院校，有多少校长开始由党政官员担任，目前尚不为人掌握。但是不难由此看出一个趋势，80年代实行的学术大师治校方针，经过90年代的逐步蜕化，目前正在向党政官员治校的趋势发展。
同时还有另一个类似的现象，国务院总理朱熔基亲自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先例，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效仿，纷纷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兼任各种学院的院长。
中国最卓越的教育家，早期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强调：“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蔡先生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他看到党政人士介入教育，必然使教育受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导致教育无法一贯，学术无法发展，学者难以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因此，以党政官员取代教育家，实乃贻误教育，毒害学术之大弊。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党办教育体制，从来没有给过大学以真正自由独立的地位。但是今天党政官员当大学校长，意识形态已不是全部原因，更多的追求还在官位和名声。对那些在党政系统难以继续升迁的官员，或者是希望披上学术光晕的当权者，名气大、地位高、社会形像好的大学一类机构，成了进行权力分肥的另一块自留地。然而这种世俗化并不会比当年的意识形态化更好。意识形态毕竟还算得上一个体系，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与原则，而追求官职和名利，只需要效忠能够对其进行赏赐的权势集团，甚至只需要效忠个别的当权者。
1991年起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金炳华，10年未得升迁，今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升为副部级。在他的领导下，今年4月中国作协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所发通知皆有这样一段特殊强调的话：“对于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各地一定要严格把关，凡法轮功痴迷者，一律不得参加会议。”这话是写给谁看的，不言自明。如果因为信仰一种宗教或进行某种健身就不能成为作家，那么人类迄今将没有作家。然而党政人士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眼里只有权力的脸色。如果能把由他们管束的大学或作家组织当作博取权力一笑的礼物，他们是绝对不会吝惜烽火而戏弄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