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自认为在中国的犯罪分子中，他的个人素质是数一数二的，他又在法庭上声言“我要做中国的第一杀手”。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间，张君用过八个化名，单独或组织、指挥近二十人，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持枪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5人重伤，17人轻伤，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和出租轿车5辆，抢劫执勤警察的微型冲锋枪2支及子弹20发，而且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繁华地区公然持枪抢劫银行、金店，开枪杀人。非法购买了手枪15支、子弹2500余发，霰弹猎枪23支及子弹2000余发，手榴弹1枚，手雷2枚。公安局追捕六年才捉拿归案之后，他搭上现代传媒的超速警车，被无数媒体警察簇拥着，游遍全国的每个角落。关于张君其人其事，张君牵连的人的其人其事，与这些被牵连人有关的人的其人其事……每个细节都被媒体放大后再交给读者，张君案被完全戏剧化甚至虚拟化了，变成了一种被媒体操控的犯罪表演，变成中国最大的“犯罪秀”。
文革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常看到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被游街示众，几辆陈旧的大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头，或后脖颈了插一块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写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写着罪名。每个罪犯的两边站着两个戴着钢盔和白手套的军人，车厢的四周站满了戴钢盔的荷枪实弹的士兵，那些即将被处决的犯人，有的想昂头以示不怕死，但是军人会使劲把他的头按下去；有的已经完全瘫软，需要两个士兵用力向上提着，其中一士兵还要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使劲搬着罪犯的秃头使其后仰，这种姿势才能让围观者看到他那吓得鼻涕横流的脸。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红叉子。我当时，最羡慕的是士兵头上的军帽和雪白的手套。法国哲人福科在《规训和惩罚》中，对十八世纪的断头台处决犯人有过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社会学分析。每当有绞刑或断头的处决时，工作停顿，酒馆爆满，人们骂骂咧咧兴高采烈地奔向处决现场，断头台上是罪恶、耻辱、血腥、恐怖的展示，台下是人头攒动的喝采、叫喊、亢奋、甚至狂欢的沸腾场面。他认为，这种处罚与其说是司法仪式，不如说是政治仪式更准确。一方面，是君权借此种司法程序来展示其威严和恫吓；另一方面，是万众欢呼、群情激愤的壮观场面，礼赞着社会对死亡和尸体的暴虐。然而，权力者恰恰没有预料到的是，君权所制造的这种贬损罪犯的示众场面，同时又是一个把罪犯转化为英雄的过程，罪犯受刑时表现的越潇洒越坦然，其绿林好汉的荣耀就越灿烂越辉煌。在罪犯做出的临危不惧姿态的刺激下，人们开始漫骂司法机构，讥讽官员、警察和刽子手，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最后的结果是荣辱的完全颠倒：公开示众的处决仪式，原本仅仅是为了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却变成了狂欢的民众对法律的颠覆，对权威的嘲弄，罪犯在围观者心中变成了英雄，台下看客的呼喊与台上罪犯的凛然融在一起，鼓励着对权力及其法律的冒犯。
但是，也有另一种鲁迅体验过的旁观，人们只是把残忍场面当作消遣来享受，而中国人在变残酷为享乐上，是有独特的天赋和遗传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最初动力，就来自对中国人的这种愚昧和冷血的激愤。直到今天，“人血馒头”的隐喻对理解国民性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象征意义。
虽然，在严打期间，张君没有像其他重大罪犯那样，享受到体育场、广场的开公审大会的幸运（比如，辽宁在二十天内就召开过十四次公捕公判大会，湖南长沙举行有四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判处十八人死刑并押赴刑场执行），没有身临其境过万众瞩目的场面，但是现代传媒的巨大力量，使他的公众效应远远超过为威慑犯罪而举行的这类集会式的公开展示。“电子游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像和一言一行传遍整个中国，人们从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的五花八门的报导中，更多面、更细致、更快捷地了解罪恶的细节和案情的进展，作为饭后谈资。甚至，张君案开庭那天，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计划，他本人太清楚这是人生最后的一出大戏，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这样也好为媒体炒作提供更多的资源，让十三亿人都看看自己最后的作秀，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他刻意要扮演一个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来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欢呼。就连与张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张君很会表演：“一旦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张君就马上表现得很从容。”
的确，张君的做到了，从容得狂妄，从容得引导媒体为自己制造出耀眼的光环，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自我期许。媒体对开庭的报导，煽情得像是过某个重要的节日一样。看看这些随手拈来的标题：“张军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张军扬言要当庭杀死出卖他的情妇”、“张君案庭审，波澜迭起尸检照片血腥旁听者不忍目睹”，“杀人恶魔创中国犯罪史上的数个第一”、“张君一生离不开枪和女人”……有些新闻标题就直接引用张君在法庭上的原话，如：“我当初没杀了你你要谢我”、“谁对不起我，我就要杀了他全家！”、“我不会对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领袖成名，肯定要牺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对手灭掉，就当不了英雄，成不了领袖”；其中，还不乏人情味和正义性的噱头，比如“张君曾想绑架记者写自传”，“自传的书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张君杀贪官，为民除害”；还有报导的题目直接就是少女对张君的崇拜：“少女何以爱张君，张君本是痴情种”。
这是新经济时代的“媒体游街”，从一个城镇的几条街道走向互联网的四通八达的电子街道。在这个过程中，张君充份展示了自己的邪恶魅力，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公众形像上实现了“我要做中国第一杀手”的誓言。这难道不是福科说的一种展示、一种表演、一种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转化吗！现在的中国，对张君团伙的严惩（十四人死刑，其他是死缓和无期）以及严打期间的严刑峻法，对遏制犯罪特别是恶性犯罪的威慑力已经微乎其微，而是变成了一种反面激励和示范，造就更多更仇恨的反社会力量，既然制造爆炸案的罪犯和卖炸药的小商贩都被处以死刑，那么人们在犯罪时就宁愿做大恶而不愿小偷小摸。
这既是古老的司法仪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纪商品时代的犯罪作秀化，从整个追踪报导看，媒体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张君，从一九九一年犯第一次罪和从一九九三年杀了第一个人之后，便横行四方、无恶不作，杀人几十个、抢钱数百万，而且以情妇成打而轰动全国。媒体尽力渲染张君作案的手段之残忍、智慧之杰出、胆量之超人、场面之血腥，特别是受害者和追捕张君的警察们的追述，更是细致入微，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些影视作品中的黑帮老大。
接下来是“二奶秀”，一个个情妇姘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细节越细越好，情节越戏剧化越引人入胜：张君怎样以男子汉的魅力周旋于无数女人之间，使女人们不仅把肉体和爱全部奉献，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惜把生命陪给张君，甚至可以用上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爱情名言：“爱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复生。”支持追捕张君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告诉记者：他审问过的与张君有关系的女人很多，决不仅是四个陪张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妇，但是令他惊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女人说张君坏话，而且她们个个都相信，张君最爱的是自己。文强感叹道，像张君这样的大恶魔，居然没有犯强奸罪！他搞了那么多女人，我们在审讯时却得不到任何他强暴女人的证据。无怪乎有“张君本是痴情种”新闻标题。
再接下来是政绩秀，公安部对张君专案组的表彰，英雄的干警们介绍经验，上级领导如何重视、破案难度如何大、追捕过程如何曲折漫长险象环生，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如何与罪犯斗智斗勇……看这样的报导，甚至让人怀疑是拷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较真的媒体质问道：追捕张君的过程长达六年，通缉令发出后张君仍然长时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而且多次在繁华的闹市区公开作案，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就没有责任，就不该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后，小康时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还要落实到商业秀上，谁让党为了独裁秩序的稳定，只允许经济改革而给咱发财的机会呢。张君这个名字，可以使媒体的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遽增，可以让制片人把他的罪恶改编成长篇电视剧，书商要立马攒出一本以他为主角的畅销书；西安市的一壮阳药厂商，居然要以张君与众多女人的关系为男性雄起的象征，大作广告推销自己的产品；就连四川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也给旧包子起了个新名字，叫“张君包子”。记者问老板娘为何这么干？这么干能多赚钱吗？，人家的回答却充满蔑视金钱、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吃着解恨！可见人人都会利用媒体中的张君作秀了，而且做得充满情操！
其实，类似张君这样的凶残还是体制外的非法行为，这类行为在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根绝；对张君案的媒体炒作，不过是借严打之风的“政治正确”来名正言顺的作一把商业秀，而在如今中国，最残忍的还是体制本身的野蛮，不仅伤害人的肉体，对人的精神的阉割更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商业的冲击和媒体的泛滥，可以给赤裸裸的制度残忍包装成现代的各种“秀”，但是内核里的中世纪野蛮依旧，而且最大的投资者和主顾皆是政府，是权力垄断、媒体垄断和文化垄断的完美结合，它的标准产品各类“政治秀”，难道比福科所叙述的18世纪的断头台更文明吗？
故而，鲁迅的“礼教吃人”已经发展为现在的“作秀吃人”了。
2001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北京之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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