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节目是为了抵消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猜疑和不信任而设计的。但最近，部分人发现讲实话仍然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说，在他的节目发表抱怨意见之后，有些人遭受惩罚 。其中某研究机构组长，后来受到批评，要检讨“错误”。一名社会科学学者上了节目之后，因为“爱出风头”而被单位领导批，没有得到晋升。还有一名电台播音员在节目中坦率谈论中国新闻行业的问题之后，被指控拿出场费而受到调查。它们显示中国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猜疑存在的程度有多深。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不是尖锐批评者。他们仅仅是在一些小事情上对公众坦诚。但即使那样，也有一场严肃的斗争。崔永元最近说，“我有时候怀疑这个节目还能撑多久。”
几年前，中国异议人士、物理学家方励之说，他衡量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就是计算普通中国人愿意面对多少人讲真话。根据他的尺度，讲真话的人数还是在增加。中国电视节目数量在增加，杂志发行量在扩大。市场力量首次发挥作用。例如上个月，《南方周末》两名编辑被撤职，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埋怨关闭《南方周末》。但有人告诉他，关闭《南方周末》就等于毁灭南方日报集团。今天，被撤职的编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被列入黑名单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被官方禁止，但仍然出现在另类报刊。一名教授说，他的朋友遭到批评之后继续讲话。如果在十年前，他们可能被关起来了。现在，他们甚至继续出版作品。甚至就在过去两年，共产党加强镇压知识分子、法轮功、另类声音和互联网。一名西方观察家说，中国仍然保持警察国家的残余，但中国社会已经太多元化，共产党无法保持绝对控制。
崔永元几年前开始“实话实说”节目的时候，题目非常广泛，收视率非常高。但四个月后，节目停播。官方担心该节目影射政治问题。他们还查问崔永元是否对政治题目加入娱乐成份。后来出现了改版的“实话实说”。中央电视台网址说，“实话实说”节目集中在个人层面的亲身经历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个人感情，不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指导原则，不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这意味着崔永元要非常谨慎处理严肃和不太严肃的问题。最近的节目包括，“我的丈夫比我个子矮”、“出狱之后”、“试管婴儿”、“美术班上的裸体模特”等。
从五十年代末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几百万人因为讲真话而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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