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兆龍曾冒險救下萬名中共黨員。（圖片來源： 公有領域）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末任最高檢察長、著名法學家楊兆龍，曾經冒險救了一萬多名中共黨員的命。但是，中共當政後是怎麼對待他的呢？是誰恩將仇報，將楊兆龍整得家破人亡？
萬名中共黨員的「救命恩公」
1948年底，中共地下黨員沙軼因，請她的姐夫、時任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楊兆龍幫一個忙。這可不是普通走後門的小忙，這是中共在試圖營救被關押在監獄的黨員。
沙軼因回憶，當時，楊兆龍也經過了一番思想掙扎：「做這件事，是很危險的，以後共產黨究竟對我怎樣？這是關係後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慮。」
沙軼因一再勸說他打消顧慮，並安排中共地下黨的幹部白沙跟他面談。白沙跟他談了一個通宵，還代表中共南京市委信誓旦旦，對他作了各種承諾。楊兆龍終於點頭答應幫忙。恰逢不久後，楊兆龍出任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他先做通了司法部長張知本的工作，由張知本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動議，行政院通過「釋放政治犯」的決議。之後，張知本委託楊兆龍前往廣州，請代總統李宗仁簽字。李簽字後，張知本立即訓令最高檢察署草擬具體落實的詳細辦法，通令全國司法機關釋放政治犯。
據江蘇、浙江、安徽等十幾個省司法部門報告的數字，估計全國釋放一萬多名中共黨員。
1949年中共軍隊占領南京後，原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親自到楊家拜訪，對楊兆龍幫助釋放政治犯致謝，一再稱楊是「救命恩人」。不知他這一感謝是否代表了那些萬名被大赦的中共黨員。
法學大家楊兆龍
說起楊兆龍，現在的人已經不大記得了。他可是當年名震天下的法學大家。
1948年，被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全球最傑出的50位法學家之一。
楊兆龍畢業於燕京大學和東吳大學；24歲成為上海持志大學教授；25歲被聘為東吳大學法學院和上海法政大學教授。1934年，30歲的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次年獲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學院做博士後研究。
世界兩大法律體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楊兆龍都有精深的造詣。他還通曉英、法、德、意、西、俄、捷、波8種外語，是《聯合國憲章》的中文翻譯者。
1936年回國後，楊兆龍先後在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吳大學、朝陽法學院、西北聯大、復旦大學任教授，也曾當選中國比較法學會會長、刑法學會會長、國際刑法學會副會長等。
他參與起草的法律包括《中華民國憲法》《軍事徵用法》《國家總動員法》《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
1945年4月，他受聘擔任中華民國司法部刑事司司長，著手戰爭罪犯審判及漢奸懲治等相關準備工作，並在隨後組建「戰犯罪證調查室」，領導七百多人，蒐集日軍侵華罪證三十多萬件，對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重要作用。
萬丈深淵始於人生的錯誤選擇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中共眼看要奪取政權。對於楊兆龍這樣的名家大師，面前的選擇有五個：第一，去臺灣，國民黨已經派人給他們夫婦送來兩張赴臺機票；第二個，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多次請他到哈佛任教；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學的聘書，邀請他擔任終身教授；第四個選擇，去荷蘭，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也給他寄去聘書；最後一條路，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人生的關口，走錯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中共南京地下黨派幹部與楊兆龍面談，極力勸他留下來。中共給了很多承諾，說將來決不會虧待他，像他這樣的法律專家，在新中國一定大有可為，保證他享有不低於現在的社會地位等等。
楊兆龍答應留在大陸。中共的謊言太有誘惑性，連妻子沙溯因也勸他留下來；此外，楊兆龍認為自己幫過中共大忙，留下來總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三大「罪名」 國民黨特務嫌疑
對救命恩公，中共兌現承諾了嗎？中共建政後，給了楊兆龍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光榮頭銜」，不過，這彷彿曇花一現。
據《楊兆龍的功與「罪」》一文，1952年，中國的大學按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包括東吳大學法學院在內的許多大學，法學院被撤銷，法學教授被冷落，要麼被安排到圖書館做雜務，要麽賦閒在家。楊兆龍賦閒在家一年後，1953年被分配到復旦大學，不是教法學，而是教俄語。
1955年3月，中共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楊兆龍成為復旦大學打擊的重點對象之一，被扣上三個罪名：殺害烈士、破壞土改、有特務嫌疑。
這些都是莫須有的東西，其中最諷刺的，是「特務嫌疑」。之前，中共好說歹說把楊兆龍留在大陸，到了「肅反」，辦案人員卻說：你曾是國民黨高官，為什麼沒逃去臺灣？為什麼留在大陸？就憑這一點，你就很可能是「潛伏的國民黨特務」。
楊兆龍因此多次遭到批判，直到「肅反」後期，所謂專案組才說，經過調查發現，三項罪名不成立。
楊兆龍算逃過了一劫，但是，這只是他噩運的序曲。
「引蛇出洞」上了黨的大當 全家被打成右派
1957年4月，中共號召黨外高級知識份子「幫黨整風」。楊兆龍從一個法學家的角度講了一些真話。
比如，他發文批評中共1952年司法改革時，將大批非黨員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審判人員）調出司法機關，分配到火葬場等工作，同時把大批從農村和部隊進城的文化低、無法律知識的人調進司法部門，充當擁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審判員。幾個私立大學的法學院全部被取消，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的法律系，被合併到新成立的政法學院，這些做法損害了中國的法學教育。
楊兆龍沒想到的是，中共鼓勵黨外人士「幫黨整風」，是為了所謂的「引蛇出洞」。像他這樣的「蛇」都出「洞」後，「幫黨整風」一轉眼成了「反右運動」。
他說的那些話，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被劃成「極右派」，受到行政停職、降薪處分，月薪從300元降到35元。他還被趕出原來的住所，強制勞動一年多，直到累得吐血，送進醫院。
他的女兒、長子和次子，不同意父親被亂扣罪名、錯劃成「右派」。結果，中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們也全劃成「右派」。
先定罪再找「證據」 中共公安設陷阱
「反右」運動過後，安全部門在楊家安裝了竊聽器，連楊家保姆也是公安局派來的。公安局甚至設圈套，佈置特務誘取罪證，以便伺機逮捕楊兆龍。
有一個姓張的特務，經常藉故找楊兆龍說話，假裝同情他，說他這樣的人才在大陸遭受這般委屈，令人惋惜，並一再鼓動他逃離大陸。張某說，他有朋友在廣州的漁船上，可以幫他偷渡到香港。
楊兆龍拒絕了，但他不知道張某是特務，最終中了圈套。這是怎麼回事呢？
復旦大學法律系一個女學生被打成「右派」，她不想就此斷了學業，就向楊兆龍求助。楊兆龍覺得她可以去香港繼續上學，就把張某介紹給她。張某答應幫忙，但索要2000元費用。這個女學生家裡窮，拿不出這麼多錢。張某就讓女學生打張借條，由楊兆龍擔保，在借條上簽名。
後來，張某私下對這個女學生說：「你可以投奔臺灣的國民黨。」女學生一聽覺得不對勁，就改變主意，不走了。當她到火車站退票時，被特務抓捕，後被判刑9年。
楊兆龍呢，因為在那張借條上簽了名，留下了「罪證」。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七八個便衣特務闖進楊家，把楊兆龍和他的次子楊定亞，以「現行反革命」「投敵」的罪名抓捕。
為什麼連兒子都一起抓？他兒子在上海交大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因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被送進醫院搶救，之後又被責令去新疆勞動。當時，楊家還不知道張某是個特務，他們擔心兒子赴新疆小命難保，所以同意兒子與張某聯繫，通過他的關係去香港轉美國繼續上學。
結果，這又是「罪證」。楊家父子雙雙被捕，兒子被判刑10年，楊兆龍被關押8年後，被判無期徒刑。
出獄後無家可歸 聞妻遺言痛悔不已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尼克松的法律顧問向中共總理周恩來當面詢問楊兆龍的情況。
1975年，中共決定對被關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人員」實行特赦，楊兆龍才重獲自由。
當時，他已經被關12年，是個71歲的老人了。他拖著傷痕纍纍的身心出獄，卻發現自己無家可歸，只能到浙江海寧，在女兒楊黎明家暫住。
楊兆龍一再向女兒追問夫人沙溯因的情況，女兒實在瞞不過去了，只好說母親1965年受到降職、降薪處分，1966年「患腦溢血死亡」。實際上，沙溯因是不堪紅衛兵的百般凌辱，上吊身亡的。
沙溯因對女兒最後的遺言說，如果我見不到你父親，你要告訴他，「是我害了他」。楊兆龍一聽就明白了，妻子臨死都在悔恨，恨當年不該輕信共產黨的花言巧語，勸丈夫留在中國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