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和RedNote（小紅書）（圖片來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月22日訊】中國數字時代本週推薦媒體：
「中國製造」雜誌(The Made in China Journal)：是一份開放獲取的半年度出版物，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致力於報導中國大陸乃至整個華語世界政治和社會的方方面面。
一、TikTok用戶大遷移，小紅書隱私和審核問題更嚴重
在美國TikTok禁令即將生效之際，數百萬被戲稱為「TikTok難民」的用戶轉戰小紅書，以此抗議美國政府。然而，福布斯專欄作家、人工智慧專家傑森．斯奈德(Jason Snyder)撰文批評，小紅書看似無害，但其實存在嚴重的隱私、審查和對民主的影響問題。作者指出，作為一家中國公司，小紅書的隱私政策和內容管理策略受中國監管框架影響，每一篇帖子都需符合中國當局的話語體系。
作者引用包括中國數字時代在內的資料指出，小紅書會審查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的內容，例如批評中國的網路政策或討論新疆人權問題。這種操作方式使平臺成為一個「溫和的審查工具」，鼓勵用戶自我約束，規避爭議話題。
此外，小紅書的隱私政策允許廣泛收集用戶數據，包括地理位置、瀏覽歷史和設備信息，並可能與第三方或政府共享。儘管平臺聲稱此舉旨在「提升用戶體驗」，但其數據使用的透明度問題引發了對用戶隱私的擔憂。
作者指出，小紅書演算法的更嚴重問題在於其潛移默化地塑造用戶觀念。演算法傾向於優先展示國家認可的敘事，同時抑制可能被認為「有害」或「爭議性」的內容。這種傾嚮導致許多用戶逐漸適應「自我審查」的行為，避免提及敏感議題。
作者引用《紐約時報》的報導稱，小紅書的年輕用戶在討論如何避免內容被刪除時，分享了許多「如何遵守規則」的建議，這種行為無形中將自我審查和遵從平臺規則正常化。與此同時，該平臺還通過網紅文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影響力。那些迅速成名的網紅往往避談政治話題，以保持平台上的高曝光率，而年輕觀眾則模仿這種行為，使得平臺內的文化趨於保守和順從。不僅如此，作者引用心理學家的研究表示，青少年的大腦發育尚未完全，特別是在控制衝動和批判性思維方面。該平臺的演算法利用這一弱點，通過獎勵順從行為和強化特定敘事，潛移默化地塑造用戶的思想模式。
作者還指出，小紅書的迅速崛起對民主社會的開放理念構成了威脅。「平臺輸出了一種新的控制模式，以數據收集、審查機制和演算法偏向性為手段，逐步改變公眾對言論自由和隱私的期望。」
最後，他表示，小紅書的興起不僅是一次技術創新，更是對全球社會如何應對數字化挑戰的考驗。它提醒人們審視平臺背後的隱形規則和意識形態輸出。「在這個由演算法塑造的數字世界中，如何確保自由與隱私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如果社會能夠以此為契機，加強監管、普及教育並鼓勵個體行動，小紅書的崛起或許能成為一個推動數字生態改善的契機，而非民主理念滑坡的開端。」
二、人權觀察：討論中國經濟不再安全，中國言論空間再遭壓縮
人權觀察近日發布了2025中國人權報告。報告指出，「習近平主席統治中國已逾十年，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國各地加強鎮壓。中國不存在獨立的公民社會，缺乏言論、結社、集會或宗教自由，人權捍衛者和其他被視為批評政府的人士盡遭迫害。中國政府將文化和種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維吾爾人視為威脅，對他們實施特別嚴酷的鎮壓……外國政府明知中國政府人權記錄不斷惡化，但並未就此與之對抗。」
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嚴密控制信息傳播渠道，強化網路審查，公眾信息獲取受到極大限制。儘管一些社會議題偶爾引發公眾關注，但批評政府的聲音和敏感話題迅速遭到壓制。例如，2024年1月，上海警方逮捕了攝製2022年白紙抗議記錄片的導演陳品霖（網名Plato）。另一方面，外國公民與流亡異議人士亦成為審查和騷擾對象。2024年9月，旅美藝術家高兟因批評毛澤東的藝術作品被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罪」逮捕。
此外，人權觀察指出，關於中國經濟的討論之前往往被視為輿論的安全空間。「以往受到容忍的話題被劃入禁區。隨著中國經濟衰退，中國政府開始禁止有關其經濟政策的評論，並處罰唱反調者。」例如，2024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黨委副書記、副所長朱恆鵬，僅僅因為在不公開的微信朋友圈批評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就「被失蹤」。
人權觀察還指出，中國政府持續推動宗教「中國化」，通過嚴格管控宗教活動和迫害「非法」宗教團體，削弱中國宗教的獨立性。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法輪功信徒等群體遭到任意拘留、酷刑和定罪。此外，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和藏族，仍然面臨嚴酷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遭受危害人類罪行，包括強迫勞動和文化迫害。西藏地區的語言、文化和宗教逐步邊緣化。例如，維吾爾學者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失蹤六年至今仍被任意監禁。
在人權觀察的報告中，特別批評國際社會未能有效應對中國日益惡化的人權記錄，多國政府未採取明確行動與之對抗。
最後，人權觀察呼籲各方採取措施，包括推動企業供應鏈透明化、支持受迫害群體的權益，以及加大對中國政府人權政策的國際壓力。
三、中國經濟放緩與「歷史垃圾時間」的興起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官方對經濟數據的操控和宣傳力度不斷加大。牛津大學潘迪生中國中心政治與國際關係系副教授帕特里夏．桑頓(Patricia Thornton)近日在中國領導力觀察雜誌上發文，指出儘管官方強調經濟「光明前景」，但這種策略不僅未能消除公眾疑慮，反而可能引發更大範圍的信任危機並最終危及政權。
作者特別向英文讀者介紹了「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一概念，稱其反映了民眾對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據悉，該詞來自一篇名為《歷史的垃圾時間，文化的悠長假期》的微信公眾號文章，作者是廣州《羊城晚報》編輯胡文輝。該詞源自體育比賽中的垃圾時間，指在系統性衰退時期，無論個人如何努力，整體失敗已成定局。此概念引發了廣泛討論，許多人將其與中國當下的經濟狀態聯繫起來。
文章指出，政府通過宣傳強調經濟的光明前景，但公眾對這些信息普遍持懷疑態度。專家和經濟學家呼籲進行結構性改革，包括刺激消費和支持私營部門，但官方的回應以零散的微刺激措施為主，未能滿足市場的期望。
另一方面，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缺乏信心，導致資本外流和市場拋售。國內也出現了對官方經濟政策的批評。許多分析指出，過度集權和信息不透明是導致「歷史垃圾時間」概念興起的主要原因。
他特別指出，一方面是官方主流敘事的「唱響中國經濟」，另一方面是民間日益的不滿，這兩者之間的撕裂可能會衝擊中國政權。
最後，這位學者指出，「垃圾時間」的本質是經濟與政治集權的結果，可能導致文化和思想的進一步壓抑。要擺脫這種狀態，中國需要大膽的結構性改革，而非依賴宣傳來掩蓋問題。在經濟危機面前，僅靠宣傳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要真正重建公眾信心，中國需要採取更透明、更全面的改革措施，以打破當前的經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