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至右：中國民主黨組黨時期的呂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東海、祝正明（朱虞夫提供）
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黨：違憲與政治迫害
當年共產黨把民主黨人抓起來判刑，這件事情本身就違背了中共自己的憲法。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了結社自由、言論自由。而且，這也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口口聲聲承諾的政治改革。當時，他們向全國人民一再強調要進行政治改革。鄧小平還大聲的呼喊：「沒有政治改革，我們的一切經濟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他說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經濟改革，一條腿是政治改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嘗試成立中國民主黨，作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卻遭到了如此殘暴的鎮壓。
第一點，我們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時候，是因為中共政權自稱代表中國人民，一直以中國人民總代表的身份存在，並在聯合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麼它又怎麼能鎮壓民主黨呢？那個公約上明文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這是聯合國賦予每一個聯合國公民正當行使的權利。憑什麼因為行使這些權利就被判刑？憑什麼被投入大牢，受到迫害？
第二點，關於中國民主黨人因坐牢的時間長度、死亡情況以及人數名單的問題。對此，非常抱歉，這方面的數據統計難度非常大，原因主要來自幾個方面。
第一，不僅是有人因為民主黨的事坐牢，還有人多次被捕坐牢。這種情況使得統計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
第二，中國司法的黑暗本質使得情況更為複雜。中共是一個毫無底線的組織，他們有羅織罪名的傳統。當年抓捕民主黨人時，出於對國際社會人權指責的顧忌，中共往往使用其他罪名來掩蓋真實目的。他們並不在意實際的罪名，只要能把你抓進去坐牢就行。他們會用經濟罪、生活作風問題等各種理由，編造出針對你的罪名。
第三，政治罪在國內被判刑的情況特別嚴重，判刑時間長，服刑環境也非常惡劣。由於這種狀況，許多受害者的家屬在司法部門的威脅下選擇了沉默。他們被告知，如果把這些情況透露給國際社會，受害者可能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因此，很多家屬出於恐懼而閉口不言，這也導致了大量具體案例無法被統計或確認。
總的來說，這些因素使得統計關於中國民主黨人因政治罪坐牢、受害的具體情況變得異常困難。
像我們坐牢判刑，都是秘密審判的。他們豎起公開審判的幌子，但是只給當事人的家屬兩張票，第三張都沒有。然後，旁聽席上坐滿了便衣警察，都是公安，實際上就是秘密審判。這也是一個方面。
還有，共產黨對於政治案件歷來作為國家機密來對待。因為他們知道這見不得人，太卑鄙，太無恥了。因為他們用強權，在國內為所欲為，但消息傳到國際上去，他們肯定站不住腳。所以這些案例都作為秘密，網上查不到，很多都查不到，除了幾個主要的，他們不公布每年的案例。公安部的年報上也沒有政治案件的，多少政治犯他們都不說。
現在更加變本加厲了，他們有一個口袋罪，叫什麼「尋釁滋事」、「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現在還少說了。他們用這些罪名框起來，說你犯了這些罪，判刑幾個月到十年甚至死刑，這就是最黑暗的一個黑洞。
以犯制犯設立「包夾」小組
朱虞夫在獄中（本人提供）
把這些民主黨人抓起來後，投放監獄，他們也是區別對待。反正坐過牢的人都知道，監獄裡面是分級管理的。
在監獄裡，他們會根據你的級別進行嚴格的區分，比如特嚴、普通的嚴、寬鬆的，甚至是入門級的管理。對於像我們這樣頑固、不可能被收買、不可能認罪、不可能被他們改變的人，他們會用特別嚴厲的手段對待，甚至採用極端的肉體懲罰。
比如浙江省第六監獄，當時的副監獄長蔡文光率先發明瞭「包夾制」或「包夾小組」。他們利用勞改犯實施管理，用以犯制犯的手段。這些「包夾」多是搶劫犯、殺人犯，或者某些所謂的經濟犯，比如詐騙犯，這些人有錢或者和監獄方有關係。他們通過對政治犯實施殘酷對待來獲得減刑或改造分，做得越狠，他們減刑越多。這種手段繼承了共產黨一貫用流氓對付反革命的做法，只不過現在改頭換面，冠以合法的稱呼。
同時，對於那些他們認為「還有利用價值」或者「骨頭軟」的人，比如性格上容易被掌控的，他們反而會受到善待。這樣的人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甚至有的人出獄後吹噓說自己在監獄裡過得不錯，但這明顯是另一種策略，想想看，共產黨可能對真正的敵對分子如此優待嗎？
酷刑之一：連續靜坐
我在監獄時，主管改造的那個人，就是蔡文光的手下，逼迫我認罪伏法。我拒絕認罪，他們就用盡一切惡劣手段，包括極其殘酷的肉體懲罰。比如說靜坐，他們表面上不打你，但會要求你坐在那裡，一動不准動，說你姿勢不正確，就用膝蓋、手肘來糾正你。他們甚至會讓你坐到褥瘡都長出來。
監獄裡用的凳子是幼兒園小孩子坐的那種塑料凳，表面是仿籐編織的花紋，凹凸不平，長期接觸會嚴重損傷皮膚。他們讓你整天坐在這種凳子上，不准動，結果屁股都坐爛了。這種殘酷的管理方式和肉體折磨，是他們針對政治犯最常用的手段。
有時候每天晚上，他們會讓你靜坐一次，持續兩個小時，然後休息15分鐘，再繼續靜坐。每天必須完成至少四次靜坐，總共八個小時。這種長時間的折磨下，我有時到飯後去洗澡的時候，發現褲子、內褲和皮肉都已經粘在一起，血肉模糊。你不能不洗澡，但洗澡時疼痛難忍，汗如雨下。連續幾天這樣的靜坐，臀部紅腫破皮，傷口與衣物粘連，簡直讓人難以忍受。
連續兩三天後，傷口開始化膿，疼痛升級。你只能咬牙堅持，坐到後背發涼、眼前發黑，汗毛豎立。這不是一般的肉刑，而是一種長期的、極端的折磨。他們讓你每天都重複這樣的靜坐，讓傷口無法癒合。與這種酷刑相比，所謂的「老虎凳」已經算輕的了。
酷刑之二：不讓睡覺
晚上睡覺，他們規定你只能向一個方向躺，不能翻身。他們擔心你翻身時看不到你的臉，認為這樣「不安全」。於是24小時開著燈，有人坐在床邊盯著你。你剛剛累得睡著，他們聽到你打呼嚕，就推醒你，理由是「安全檢查」。這種折磨並不是偶爾的，而是系統性的，甚至有值班的人專門囑咐包夾小組的組長不能讓你睡覺。
有些「包夾」，雖然是執行者，但偶爾也會顯露一點良心。記得有個「包夾」說，我比他父親還年長，看到我被這樣對待，感到有些不忍。這種少許的「寬容」，也讓我得以稍微緩口氣。
中共的邏輯很簡單：只要你不認罪，就不享有任何「罪犯」的權利。他們認為讓你活著已經是恩賜，不讓你活也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這樣的經歷讓我至今想起都不寒而慄，不敢回想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這種酷刑不是某個獄警或看守的個人行為，而是中共政權系統性實施的暴行。他們早就有一整套操作規則，無論是在勞改、看守所，還是監獄，酷刑都被當成對付政治犯的常規手段。
迫害民主黨人撈取政治資本
當時這個政權裡，流行所謂的「投名狀」。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說就是通過抓捕和迫害政治異見者來為自己謀取政治資本。例如，浙江省那時候抓捕我們中國民主黨的時候，由張德江負責，抓完我們之後，他立馬被提拔，直接進入了中央，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這種事情很常見，迫害我們這些民主黨人，是他們撈取政治資本的一種手段。
我們中國民主黨是中共「改開」以來被重判的第一批政治犯。當時「六四」期間也有被判刑的政治犯，但那個時候的刑期和我們完全不同。六四時，大多數人判得比較輕，三年以下的居多，只有少數像唐元雋這樣的人判得重一些。一開始唐元雋被判了20年，但後來改成了八年，也算相對較輕。然而，從我們民主黨開始，長刑期成了常態，我們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刑期極長。
剛開始他們想抓我的時候，還試圖從經濟問題入手。我當時在房管局工作，負責房政監察。我的工作權力不小，可以查處違規用房，比如私自轉租、拖欠租金、長期空置的房子，有權沒收或終止租賃合同。這種情況下，很多人為了保住房子，會拚命送錢，但我拒絕了這些賄賂。
我有理想，知道遲早會因政治活動坐牢，所以絕不想在經濟問題上留下污點。如果實在推不掉的東西，比如香菸之類的，我就直接上交給上級。有一次他們把我抓起來，開始調查我所有經手的案例，一個個去問當事人我是否收了好處，最後查無實據，只能硬著頭皮給我安了「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那時候的公檢法系統，對政治案件其實並沒有多少經驗，但「投名狀」現象很明顯。比如我的案子，我們四個人被一起判，算是當時的一個「大案」。主辦這個案子的公訴人叫張哲峰，是個年輕檢察員。這個工作很「髒」，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幹的，但他願意。他願意為此「出頭」，案子辦完後，他立馬被提拔成了淳安縣的檢察院院長，從杭州市一個普通檢察員升到了地方要職。這就是「投名狀」的真實運作方式，用我們的苦難來換取他們的升遷。
抓捕並提審我的過程中，有一個著名的「女神探」聶海芬。聶海芬以辦理一些髒活而出名，比如後來她還處理了張輝叔侄的殺人案。她幹這種事情多了，就被宣傳成了全國「三八紅旗手」，成為所謂的「女神探」，職位也步步高陞。
負責宣判我案子的人叫傅樟絢，在審理完我們案子之後，他直接升職，成為了餘杭區法院院長。本來只是一個普通人，也藉著我們的案子往上爬了。
這背後其實都是「投名狀」的邏輯。當時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本來不願意抓民主黨，但因為這個態度，被江澤民撤了職，換上了張德江。張德江處理了這個案子，立刻晉升中央，這就是投名狀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很多人為了陞官發財，拋棄了良心，用自己的良知來換取「狗糧」。
中共忌憚國際輿論
我們浙江民主黨的主席王有才，也因為身份被判了11年重刑。他在監獄裡吃盡苦頭，像當年對待我一樣，被剝奪看書、看報的權利，就像傻子一樣，被關在那裡白白耗費時光。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酷刑，比肉體折磨更難受。
我出獄之後，一直呼籲大家關注國內的政治犯問題。我發現每次公布政治犯名單時，浙江的政治犯常常被忽略。從我們民主黨開始遭到鎮壓以來，浙江的監獄裡就從未斷過政治犯。目前仍有五位政治犯被關押。
我自己在監獄中受盡折磨，直到2013年，我的妹妹移民到美國後開始為我發聲。她到領事館、國會等地方大聲呼籲，外界的關注使得我的待遇大幅改善。當時，我的妻子去探監時，監獄的獄政科科長和副監獄長專門把她叫去談話，表示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向他們反映，不要讓消息傳到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的壓力確實有用。比如，有人到領事館或者大使館門口抗議，領事館會很快向國內反映，要求解決問題。國內的監獄系統一旦接到上級的批評，比如「你們怎麼又讓事情捅到國際上去了」，反而會變得謹慎，不再敢肆意迫害。因為這些事情傳到外界，會被視為失職，而不是「立功」。正因為如此，如果外界沒有聲音，他們可能會把人整到死裡，但只要有國際社會的關注，情況就會有所改善。這也是我為何不斷呼籲大家關注國內政治犯的原因。
最早的時候，我在省六監被關押時，剛開始遭受虐待。我就跟我太太說：「他們在裡面虐待我，你把這個事情告訴國際社會。」但我太太說：「我去哪裡找國際社會啊？」我說：「你不能給他們打電話嗎？」她說：「我不知道他們的電話號碼啊。」我提醒她：「他們不是給你打過電話嗎？我剛剛被抓的時候，他們就打過電話。」但當時，因為我的名聲不夠大，基本沒人關心這個事情。這是03年到04年左右的事，那時沒有任何外界的關注，所以我吃了很多苦頭。
從99年被判刑開始到2013年，我一直在受苦，直到2013年我妹妹到了美國，大聲疾呼，向國際社會發聲，這才讓我在監獄裡的待遇突然改善。例如，我之前營養極差的伙食，後來允許我自己出錢買一些營養菜；我想自學，也終於可以獲得學習的機會了。周圍的其他犯人也不敢對我肆意欺負了。所以，我非常感謝外界的呼籲，正是這些聲音讓我在那種環境下得以喘息。我現在離開中國，出來了，我要為中國的良心犯大聲疾呼。
習近平上台後迫害變本加厲
在習近平上臺之前，我已經被判刑，他任期內我依然在監獄服刑。但他上任後，政治犯的日子確實變得越來越難過。比如，像呂耿松，他是在習近平上臺後被抓的，被判了11年的重刑；陳樹慶也是他上臺後被抓的。如今監獄裡還有五個人，是他任期內被抓的。此外，還有一些沒被判刑但卻在看守所被虐待致死的，比如陳子亮，他是中國民主黨的成員，也死在習近平的時期。他的家人受到威脅，不敢說任何話，我只能盡力為他們發聲呼籲。
還有一件讓我記憶深刻的事是關於力虹的。他也是在習近平上臺後在監獄中去世的。他患有漸凍症，這是一種類似霍金的病，無法治癒，只會加重。按理說這種情況可以保外就醫，但當時浙江省的任何人都不敢為他辦保外，因為他的案子是羅乾定的（江澤民時期的政法委書記）。即便在情況如此危急下，他依然沒能被釋放，最終死在監獄裡。
習近平上臺後，對政治犯的迫害變得更加嚴厲。他們不僅對國際社會的準則毫不尊重，甚至在監獄中對政治犯的待遇也越來越糟糕。這種「倒退」，恰恰說明瞭他們對人權的蔑視，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完全沒有兌現。社會上的人權狀況已經如此糟糕，更何況是那些在監獄中的政治犯呢？
我在獄中畫畫和練習書法的事情，是爭取來的，是在胡錦濤時期。當時環境稍微寬鬆一些，允許我在有限的條件下做這些事情。不過，那時候我的身體狀況還不錯，體態比較強壯，也不像現在這麼消瘦。後來我患癌症，是在2017年，也就是習近平時期。到了那個時候，就連這些有限的自由，比如畫畫之類的，也基本被剝奪了。
食用變質大米被致癌症
我的癌症和在監獄中的經歷有直接關係。監獄裡的伙食非常糟糕，比如供應的大米，基本上是發黃髮黑的陳米，幾乎不能入口。這個問題其實源於中共對勞改犯的態度。在中國，尤其是中共的體制下，勞改犯被視為敵我矛盾的對象，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他們不把囚犯當人看，而是作為階級敵人、社會毒瘤，甚至認為把你「整死」是一種「為民除害」的行為。
這和西方的觀念完全不同。西方通常認為囚犯是犯了錯誤需要糾正的孩子，依然是人，需要被作為人來對待。但在中國，特別是對政治犯，他們完全是作為階級敵人來打壓的。尤其像我這種政治犯，更是他們的直接對立面。他們認為我們屬於「敵對勢力」，必須要消滅，而且消滅我們還認為是「代表人民」的行為。
監獄的伙食問題還涉及到嚴重的腐敗。理論上來說，監獄裡囚犯的糧食是由財政撥款的，但實際上，勞改犯被要求自己通過勞動來「賺取」這些糧食。然而，糧食的來源本身就問題重重。比如，那些提供給勞改犯的米，往往是通過中間商從糧庫裡以低價買來的陳米。按照正常程序，糧庫的糧食應該定期更新，新的換進，舊的拿出來，但很多糧庫管理鬆懈，懶得這樣操作，結果導致大量陳米霉變，然後被低價賣給中間商，再運到監獄給囚犯吃。
當時我在浙江省第六監獄服刑時，甚至還有一些中共的高官也和我們關在一起。比如，寧波市委書記、中央候補委員許運鴻，也被關在那裡。他們和我們一樣吃這些發霉變質的食物。
那麼既然是伙房裡面燒出來飯，就是大家一起吃，許運鴻也不例外。所以他被嚇壞了，就去找監獄裡面的負責人、那些當官的，就說我們寧可這個菜再吃的差一點，這種霉米是不是不要再吃了。但監獄根本就不理睬的。監獄裡面生病的，因為患肝癌死了不少人。但即使是病死，監獄說那是天經地義啊，你自己病死的。
我的體質已經算是好了，但這樣長年累月，日復一日地吃了16年，身體還好得了嗎？
所以我心裏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會有這個病，一直到去年，去年9月份，亞運會要在杭州舉行。開亞運會以前，有個警察把我帶到西安去旅遊，因為時間長，路途遠，每天就在當地吃麵條、米粉，和我原來在杭州吃的大米不一樣。到了10月8號回來以後，我又開始吃米飯，但飯一吃下去就噎住了。一開始我以為是臨時的毛病，後來第二天、第三天還是噎住，我就知道了，佔位性病變了，裡面長東西了，病變了。這是我自己判斷的。
出獄後在家又做了9年牢
那個時候我已經不服刑了。我是2018年3月第三次從監獄服刑出來的。之後我長期每天都被軟禁在家裡。我住在頂樓，整個樓道上面，門口拐彎的地方就有他們派的人、保安一直坐在那裡監視。就一直坐著，他們不跟你講道理。我身在杭州，住在錢塘江邊，但我不能到錢塘江對岸去。
這並不是正式的監視居住，因為沒有法律文書。前面三年說是剝奪政治權利的剝奪期，我判了七年，第三次判七年，有三年「剝奪期」。
從第三次出獄到我出國，在家做了差不多六年牢。一直到我出國，出國才他們管不到。所以在家裡的話，朋友也見不到我。我第一次從監獄裡出來是這樣，第二次、第三次從監獄裡出來依然是這樣。所以我被軟禁、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也有九年多，快十年了，這些不像坐牢的時間是經過法院判決的。所以我經常對軟禁我的人講，「你把法院的文書拿來給我看啊」。就是這樣，他們死皮賴臉，根本不理會我，我也沒地方去訴說，沒地方告他們。我的一舉一動全部在他們掌控之下，不允許人來看我，因為怕我有書信什麼的帶出去。一直到我生病了，去醫院檢查後，告訴他們我是胃癌晚期，他們才去醫院調查，確定我得了癌症。那時醫生告訴他們我活不長了，可能三個月、五個月就沒了。
我的妹妹也急得不得了，如果我再不出來，這輩子就沒辦法見面了，可能死在國內。所以她通過各種辦法給國保大隊寫信，不斷打電話，告訴他們這是為了治療。她說如果再不讓我出來，她就要在國際媒體上曝光，甚至去領事館、大使館抗議，給他們施加壓力。他們很怕這樣，怕丟人。所以最後他們同意了，雖然提出了很多條件，說我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國。當時還讓我寫下來，只准去日本，不准去美國。我寫下來，「因為癌症要去日本治病」，得到了同意。
加害者身份信息被嚴格保密
國保大隊這些人的真正職務是不在網上公開的。我第一次被判刑時那個抓我的國保，直接就調走了，被保護起來了，調走以後沒人知道他去幹什麼了。因為他們就是被法輪功登到了「惡人榜」上的第一批人，這對他們確實有威脅，而且很大。
對於我來說，我是個基督徒，我也可以像劉曉波那樣說「我沒有敵人」，因為那些惡警是公眾的敵人。比如那個叫毛利民的警察，他是做了偽證的，而做偽證本身就是犯罪，共產黨自己都不允許做偽證。他一天早上去抓賭，抓賭的時候把腳扭傷了，然後嫁禍於我，誣陷是我給他搞傷的，然後把我抓起來判刑，把我兒子抓起來關到看守所，把肋骨打斷。所以呢，毛利民為了這個事情，他就交了投名狀，成為了當時的南星派出所的副所長。
這一次我出來了，他們又怕我去找他，南星派出所離我不遠嘛，所以又把他調到良渚派出所去了，良渚派出所在杭州的郊區嘛，比較遠的地方，就是這樣的惡警做了副所長。我出獄以後，警察來到家裡看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必須追究毛利民這個傢伙，因為他做偽證，偽證在共產黨看來也是犯罪。
我當時就明明白白地說了，本來很可能如果我不追究他了，可能他也不用調到那裡去，像這種惡警一定要給他上惡人榜，這樣就可以告誡以後的人，不要把迫害政治犯作為投名狀。雖然有了眼前的狗糧，可是你會失去更多，特別是將來追究你的責任，會讓你的後代都抬不起頭來。
專門迫害民主黨人的惡警——蔣曉敏
還有就是在監獄裡面，我現在舉了三個人嘛，一個就是蔣曉敏，整個杭州都知道他，他自己都公開揚言，民主黨都是他抓的。嗯，我說他這是「太監自宮」—貪天之功，因為如果北京不叫他抓，他敢擅自抓嗎？他是從迫害王有才開始的。
當年我們組建民主黨的時候，他還是個小混混，他是坐在王有才家門口值班的，嗯，就是坐在那裡監視王有才，是個「坐探」，嗯。後來他因為鎮壓中國民主黨有功了，他也包括像李海、胡俊雄、薛明凱都是他抓的，外地的人到杭州來也都是他抓的，所以說不能放過像他這樣的惡警。
「包夾」制度發明人——惡警蔡文光
還有監獄的副監獄長，叫蔡文光，他現在是女子監獄的政委，他是一把手。他發明瞭包夾小組，是他首創、全國首創。因為當年的抓法輪功的時候，浙江省六監是浙江關押法輪功的重點監獄。他發明瞭這個包夾制度以後，在全國推廣。大概是2002年的時候，他調到我們省六監（浙江省第六監獄），包夾制度就是2002年的時候發明的，他調進來就發明瞭這個。所以惡人榜，少不了他。
他原來是個中學老師，因為公安隊伍素質太差，所以當時從社會上調了一大部分的老師進去，改善的公安裡面的文化素質。那麼他被調進去了。你看他的臉，從臉都看得出來這是個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