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在北大讀書時，就被譽為天才學者。（網路圖片）
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上，曾有過一名命運極度悲涼的狀元。他叫沈元，係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
他是舊時學霸，以治學成名。還在北大讀書時，沈元就被譽為天才學者，可惜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摘帽歸來24歲的他，在《歷史研究》發表《急就篇研究》，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王國維。25歲，他又在該雜誌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後被《人民日報》整版摘錄，在《人民日報》的出版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是，沈元最終因治學命喪黃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反革命罪」錯誤槍決，文革後才平反。這期間，和沈元同被槍決的北大同窗還有：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可惜生錯時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聽聞，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卻鮮見公開出版物披露詳情。那麼你可能想問：被槍決的沈元，是一個什麼水準的文科狀元？
被執行「槍決」：行刑時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學教授、毛澤東與江青之女李訥的老師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分，回憶了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臺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
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一打三反」發動群眾，破壞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極
這個人就是沈元，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投敵叛國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轟動史學界。郭羅基回憶，當時他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敘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羅基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郭稱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我瞭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筆者留意到，郭羅基回憶沈元被執行槍決之細節，在張郎郎前幾年出版的《寧靜的地平線》中有交叉印證，只是槍決時間稍有出入。張郎郎在書中曾寫到：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後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我被留下了，筒道裡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張郎郎寫到關押沈元、遇羅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樓監獄。2013年，歷史學者王學泰在三聯出版社出版《監獄瑣記》，就是記敘此地的故事。據他稱，前幾年他還曾回去探訪K字樓監獄現狀，結果發現那裡已經被開發成了一片昂貴的商品房樓盤。可以確認的是，沈元和遇羅克等人行刑槍決前，一直被關押在那裡。
生於書香家：以狀元分數考進北大
關在同一個監所，和寫出《血統論》的死刑犯遇羅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於上海原籍浙江義烏，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科畢業，後來從政。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其父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甚有名氣。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遺著《〈漢書補注〉批註》，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臺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
沈君山稱，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6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而據沈元同窗郭羅基回憶，沈元告訴過他，他在49年參加了少年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前身）。那時他剛進初中，是班上的第一個。進入高中，又是最早參加青年團。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郭羅基回憶，當時他是歷史系55級黨支部書記。全年級分三個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黨員就常常向他匯報沈元的「問題」，二年級時三班成為考古班，學考古的調進，不學考古的調出。郭羅基被調到一班後，他發覺沈元之所以成為「問題人物」，在於他才華出眾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責為「不靠攏黨組織」，然而他卻對郭羅基個人很「靠攏」，還說「我們班上只有郭羅基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
從沈元唯一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出，他長相斯文清秀。（網路圖片）
整風變右派：私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面皮白淨的書生。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這位早慧且勤奮的青年。1956年，國際上發生了大動盪。這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召集全體代表連夜開會，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問題。國際上對史達林問題議論紛紛，引起強烈反響。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蠢蠢欲動，反抗控制。
常進圖書館的沈元並非一味埋首故紙堆，他十分關心現實問題。這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讀後大為吃驚。據郭羅基回憶，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閱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史達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私貨」，學歷史的北大學生們認為，史達林是可詛咒的。同時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冤魂？郭羅基回憶有一個時期，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史達林問題。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能記住的主要有兩點。
一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為何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樣的歷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歷史，當然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將來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
第二是史達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這也是國際輿論對史達林問題的普遍看法。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也這樣講：這裡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長期以來，關於沈元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來源，有兩種迷糊不定說法：一是英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一是美國的《工人日報》。50年代，外文報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閱讀到。為一探究竟，筆者前往中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在典藏室裡找到了這份報紙，核實為美國的《Daily Worker》，翻譯成中文即《工人日報》。
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當時中蘇處於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根據現有史料，筆者暫時無法證明兩人是否當場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內部秘密報告。不過據筆者查到的報紙版面，《Daily Worker》在蘇共內部會議開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獨家報導」的醒目導讀，分2天連續全文刊登了這份報告。
在意識形態尚存的時代，資訊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據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學雷光漢回憶，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絕對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但沈元以自己的學識和敏銳度，在圖書館看到了這幾張報紙後，將它翻譯了出來供人傳閱。從這個角度講，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個學生的視野範疇，也極為冒險。
筆者推斷，與他同處於一個大學時代的學生比，學歷史出身的沈元關注時局，比同齡所有人都走得遠。後來反擊右派運動中湧現出北大的林昭、張元勛，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當時他們可能什麼都還不知道。可以確定國內當時，幾乎沒有幾個人全文閱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沈元是一個例外，且他還只是一個在校大學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謂的「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家齊放）。這一年，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接著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據稱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所寫。
北大「五一九」以後（5･19這一天，北大自發鳴放開始），沈元雖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譚天榮的一些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沈元是標準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