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1 日，中國中部湖北省武漢市，新學期第一天，學生們在武漢高中上課。（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8月27日訊】中共央視新聞客戶端8月27日消息，「從教育部獲悉，今年秋季開學起，全國小學和初中啟用新修訂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統編教材，首先在起始年級使用，三年內覆蓋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
教育部教材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新修訂的統編教材體現了幾大變化，其中第一大變化是「全面系統推進習近平思想進教材。」
《解體黨文化》書中曾經指出，「學校教育是塑造思維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輸黨文化，必然極端重視新聞媒體和學生的教科書」。
中共修訂的教材，其後果極為可怕！
新修訂的教材現三大變化
據中共央視客戶端消息，新修訂的統編教材共體現三大變化，除了「全面系統推進習思想進教材」，還有突出所謂「文化育人功能，進一步豐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學習內容。」
以及「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等相關重大主題教育內容進教材。」
這些表述中雖然不乏「育人」、「優秀」、「先進」、「安全」、「法治」、「中華民族」等詞彙，然而在這些中共黨文化黑話的背後，其真實涵義不僅恰恰相反，而且極為可怕。
中共央視文章介紹了這些變化的部分細節，例如教材修訂後，「在道德與法治教材中，全面呈現了習近平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並結合相關學習主題介紹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
「語文教材還增加了紅色經典篇目，新選入了《雷鋒日記二則》《井岡翠竹》《山地回憶》《我是青年》等課文。」
「歷史教材新增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對越邊境自衛還擊戰等內容」。
這些教育的目的，與幾年前中共央視的一篇宣傳文章如出一轍。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總書記熟記的民謠：最後一碗米做軍糧，最後一個親骨肉上戰場》。
其中宣傳了這樣一首民謠「最後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後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
中共這樣一個連個人財產都不敢公開的政府，卻在赤裸裸的宣傳，讓民眾不僅要獻出最後一碗米，還要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
這些教材的修訂，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為中共從小開始培養奴隸和炮灰。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1932年，斯大林在一次談話中，首次談到「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在高爾基寓所和一部分作家談話時這樣說到，「生產人的靈魂是一種比生產坦克還重要的生產…因此敬你們一杯，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澳大利亞政府中國政策專家約翰．加諾特，對斯大林的這段話解釋說，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極權主義隱喻：一臺旨在將國家、社會和個人完全統一起來的機器。極權主義機器按照預定的路徑運轉。它否認自由意志的存在，拒絕‘真理、愛和同情’等抽象價值。它摒棄上帝，不服從任何法律，只想重塑人類的靈魂。」
「對於斯大林、列寧和19世紀俄國的原列寧主義者來說，文學藝術的價值純粹是工具性的。不存在什麼‘為藝術而藝術’。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中，詩歌除了灌輸大眾和推進革命事業的目的之外，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或者，用斯大林的工程語言來說，文學和藝術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齒輪而已。」
中共的這一套教育模式完全來自與蘇聯。1952年之後，中共對中國教育大規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蘇聯模式。凱洛夫是蘇聯教育科學院院士，他主編的《教育學》明確宣稱教育學是培養所謂「共產主義新人的科學」。因此，中共在1951年要求將其作為教育學課講授的主要參考書，後來作為必學教材。
在中共國首次出現類似說法是在1951年，在中共《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聲稱「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要求必須「認真改造思想」。
1957年6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提到：「學校教師是培養下一代的靈魂工程師，他們應該在過去思想改造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
一個個驚人的故事
蘇聯培養出的所謂「共產主義新人」是什麼樣子呢？
奧蘭多．費格斯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其中記錄了許多前蘇聯往事。在俄國的著名人權組織Memorial的協助下，奧蘭多．費吉斯收集到數百份家庭檔案，它們既包括信件、日記、回憶錄，也有照片、實物，作者還對經歷者進行了大量採訪，他們講述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其中就有許多少先隊員的故事。
少年先鋒隊建立於1922年，到1925年，在10歲至14歲的蘇維埃兒童中，約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隊。隨後幾年中，該比例逐漸上升。
少先隊有每一名隊員都熟記於心的誓言，「我，一名蘇聯少先隊員，當著我的同志們的面莊嚴宣誓：遵守列寧的戒律，堅決擁護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少先隊員參與甚多的行軍、唱歌、體操和體育活動。他們還有一個呼應口號（呼：少先隊員，做好準備！應：時刻準備著！），源於紅軍。他們編成大隊，擁有自己的條幅、旗幟、歌曲和制服（白色襯衫和紅領巾）。
令人注意的是，在這一誓詞中，「遵守列寧的戒律」，儼然是把列寧當成「神」來崇拜，而蘇聯少先隊的組織者是克魯普斯卡婭，她是列寧的妻子。
至於列寧，人們對他卻有著以下評價，
1924年3月29日，俄羅斯偉大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凡．布寧說：「一個野人，從一出生時就是道德上的白痴，這就是列寧，生到這個世界上，用自己狂熱的行為帶給世界恐懼。他摧毀了這個世界上偉大的國家，屠殺了數百萬的人民，引領世界瘋狂到這種程度。」
諾貝爾獎得主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列寧——是一個帶有梅毒大腦的瘋子」。
少先隊的目標是向蘇維埃兒童灌輸共產黨的價值和紀律，克魯普斯卡婭認為，少先隊將取代家庭，成為影響蘇維埃兒童的主要力量。
她認為，允許「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存有差別，遲早會導致對共產主義的背叛」。
書中有一個典型例子，他的名字叫巴甫列克，是一個被蘇聯當局大力宣傳的「模範少先隊員」。
巴甫列克的父親特羅費姆是一個很勤快的農民，在蘇聯內戰期間，他受過兩次傷。村裡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兒子揭發他的時候，他已經擔任了三任的村蘇維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檢舉說，他父親把假證件賣給特別居民點的富農。
據報紙報導，1931年11月，特羅費姆在村裡學校遭到審判的時候，衝著他兒子大聲喊，「我是你父親啊!」巴甫列克對主審員說，「是的，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現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親。我現在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少先隊員。」
特羅費姆被送到很遠的北方去勞改，後來被槍斃掉了。
巴甫列克檢舉父親以後，膽子更大了，又開始檢舉那些對集體農莊有怨言和私藏糧食的鄉親。他9歲的弟弟費沃多也學他的樣。村裡的人都不喜歡這兄弟倆。他們的親爺爺謝爾蓋．莫羅佐夫不准他們進他的家門，其他的親戚也勸他們不要再幹那些缺德的事情。
1932年9月3日，人們在村莊附近的樹林裡發現了巴甫列克和他9歲的弟弟的屍體。
很快，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為策劃者，堂兄多尼拉和爺爺被定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為將巴甫列克兄弟誘入樹林的協從罪犯。審判一開始，起訴官引用了斯大林關於在全國強化階級鬥爭的講話，凸現事件的政治性質。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餘四名人犯都被判處死刑，由行刑隊槍決。
巴甫列克很快成為蘇聯報紙宣傳的英雄和人民學習的榜樣。1933年秋，高爾基要求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紀念碑。高爾基說，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親可能是你的精神敵人，不能放過這樣的敵人。」
巴甫列克被塑造為一個完美的「少年英雄」，電影、故事、詩歌、傳記、歌曲都稱頌他的「高度覺悟和對黨的忠誠」。他那「大義滅親的英勇壯舉」成為所有蘇聯兒童學習的榜樣。
巴甫列克的事跡宣傳影響了整整一代蘇聯兒童的道德意識，由意識形態規定的國家利益高於變得高於一切家人朋友間的親情和信任關係。背叛和出賣這些關係不但不再是羞恥的事情，而且更成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進的表現。忠誠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個人為對象，現在個人的對象被抽象的「國家、人民、黨、無產階級」所代替。切斷了個人與個人間信任和親情的聯繫，個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孤獨，前所未有地依戀和隸屬於抽象的集體，害怕被這個集體拋棄，害怕被它排斥為異己或敵人。這種惶恐和不安又使許多個人更加不擇手段地劃清一切「壞」的個人關係，以爭取「進步」來表現對集體的忠誠。
人性的綠洲
不過，即便是在再嚴苛的時代，在有些人的心中依然努力保持著「一片小小的綠洲」。
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感人的故事，
「伊娜.蓋斯特(InnaGaister)小時候就讀莫斯科的第19中學，學校地處莫斯科中心地帶，附近住著不少蘇聯領導人。這所學校的學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學不遠處是莫斯科實驗學校，許多官員的子女都在那裡就讀，但誰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會被強迫揭發父母，或者被開除。但伊娜的學校氣氛則不同，老師們盡量保護學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開學時還是去上學了。她一直不敢告訴老師家裡發生的事情。她回憶道，‘我們都是聽巴甫列克的故事長大的，’所以很怕學校要她揭發父母。最後她鼓起勇氣對老師說了實話。老師說，‘好了，那又怎麼呢?回到班上去吧。’老師不但不替她聲張，還用自己的工資替她付了學費。」
書中說，這件事在「年紀小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後來記起來，卻是終身難忘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