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8日，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朱虞夫抵達洛杉磯，洛杉磯民運人士和他的家人到機場歡迎。（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8月17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肖恩採訪報導）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於7月28日被營救到美國，他曾三次入獄坐牢共16年，因飽受虐待罹患胃癌，當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機會最終到美國與久別的親人團聚。日前，《看中國》獨家專訪了朱虞夫，來聽一聽這位民運老前輩回憶自己參與三次民主運動的經歷，以及他牢獄生活中最慘烈和最難忘的場景。
71歲的朱虞夫生於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開始探尋民主道路。1978年底，參與發起杭州民主牆，寫作張貼了許多宣揚民主人權的文章。1979年組建並被選為當時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負責人，參與領導。
1989年六四事件，他聲援北京學運再次被傳喚、抄家，母親、岳家、妹夫、妻舅受株連被抄家。被關押27天後，撤職並下放。
1998年6月，積極投入中國民主黨籌備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籌委會，6月30日上街散發《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成立公開宣言》被警方關押48小時。「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開宣言》、電腦、印表機；關押10天，監視居住50天。11月8日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全國籌委會籌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當局逮捕，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獄。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獄，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記者：朱先生，7月28日您從日本被營救到美國，第一次踏上美國自由的土地，您有什麼感受？您和女兒、妹妹很久都沒有見面了，跟久別多年的親人重逢什麼感受？
朱虞夫：美國真的是塊非常自由的土地，沒有到過美國的人會說三道四、夜郎自大，來看一看就感覺有種力量感存在那裡，一種非常正氣的、非常安全的、非常自由自在的一種氣氛。特別是我們從被奴役的狀態中出來了以後，走上這塊土地的感覺真的是沒辦法用眼語言來表達這個心情，整個的感覺就是另一種人生從這裡開始，我是來晚了。
那天我暈乎乎十幾個小時的飛機,過海關又耽擱了三四個小時,出來以後看到那麼多的朋友在門口等著我,我心裏是知道女兒在我身邊,我知道她是我女兒。可是我當時是處在一個非常激動的情況之下，而且很內疚，還感覺很對不起人，這麼多人為了我耽誤了那麼多時間。
記者：您一生中參與了三次重要的民主運動，第一次是1978年，您參與發起杭州民主牆是什麼緣起？當時有什麼訴求？
朱虞夫：我是從《美國之音》上得到消息，當時的報紙是非常開放的，團中央一個演講團由韓英帶隊南下演講，很多報紙長篇報導這個介紹自由民主、伏爾泰盧梭啟蒙運動等這些思想家的東西。後來演講團沿著京廣線從北京南下到廣州，就是從天津、濟南一站一站下來，我們每天晚上7點聽《美國之音》跟蹤那個報導，後來到上海人民廣場了，那麼下一站就是杭州了，我們準備要響應了。
我們也寫了大字報，準備他們來的時候，把大字報貼一下，那天晚上7點聽說他們到人民廣場被有關部門攔阻回北京了，不來杭州了。我們非常失望，我們交流後照樣去貼（大字報），天黑了大家騎車過去，選在杭州市政府的對面、解放路百貨商店旁邊儲蓄所，有個20多米長的牆壁，牆也不高，我們戴著大口罩，一刷一貼，貼完了以後就直接往北面走了。就這樣，杭州民主牆建立起來了。
第二天大家都圍在那裡看，我們又鑽到人群裡面去聽他們怎麼說，怎麼反應，看他們需要聽什麼，有什麼看法。就這樣貼了幾期。
那時我們住在陳維健家裡，陳維健是《北京之春》主編，他媽媽是杭州市第五中學的老師，資格非常老，是我老師的老師。杭州市第五中學前身就是浙江省的五臺衙門，安排外地來客居住的地方，現在說招待所，我後來考證秋瑾到杭州來辦事就住在五臺衙門。舊城改造時沒有了。陳維健非常有獨立思考精神，當時在他旁邊圍著很多人，在他家裡有一臺紅燈牌收音機，很古老的收音機，大家也敢聽了，要是早期就是收聽敵臺，又是一個反革命集團。
可是那個時候，北京民主之風已經一陣陣的刮起來，這個風氣已經開了，我們每天就在那聽。基本上那些人很有涵養很有學識，可是他膽子比較小，跟其他人比也算大了，至少他敢出來準備響應。可是他寫文章的時候，每一個字做推敲，推敲我這個東西出去是不會有什麼事，哪怕找麻煩也不會吃官司，比較安全。
每個單位都要弄個大批判專欄，抓革命出生產嘛，在岳廟的圍牆外面，每一個單位分到一塊，大概有20米長3米高，我在這裡面組織文章畫報頭，全是我一個人在搞。我一個人住在山上，每個星期抄好了去貼。後來我感覺這文字太軟綿綿了，我就自說自話，一面寫一面改，就寫我想說的話。下面看的人非常興奮，大家的熱情就被點燃。很多人拿著筆在上面寫要跟我們認識，當時我私下裡也以自己的筆名寫小的大字報。
我和陳維健的筆名都是一個，就是「民鳴」，就是「老百姓的聲音」的意思。
記者：您還記不記得當時寫過什麼內容的大字報？
朱虞夫：我當時很轟動的有一篇就是文革的政治小辭典。舉個例子，我說「毛澤東思想-精神原子彈，原子彈能毀滅一切，卻什麼都建立不起來」。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妓女，誰來都歡迎，根本就是一個橡皮圖章。」他們看的很解氣，很轟動。
記者：當時搞這個民族牆這個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朱虞夫：我們的訴求就是要鏟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刨出封建法西斯的根源。
可是鄧小平也知道共產黨和納粹是一路貨，所以他說要向前看，不要糾結歷史的舊賬。當時我們就感覺到這個背後是藏著陰謀的，就像毛澤東說的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你可能過10來年，過20年你還會再來的。至少我個人對他是憂心忡忡，我覺得要抓緊這個窗口期，把我們要說的說出來，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我當時也很焦慮。
我們從78年11月就開始，每個星期一期，搞了兩三期。那天非常轟動、人山人海，幾個朋友奇怪怎麼有這麼多的人看，他們也在那裡，越看越不對，原來他們討論過的那個稿件完全被我篡改了，被我弄得好像要玩火自焚，要闖禍的。他們一商量，說我膽子太大了，你要修改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你要闖禍的，要害大家。
我說我們既然出來了，遲早要闖禍，你做的再溫和，在共產黨的眼裡不會放過你們的。他們說你不行，我當時也認錯了，我沒跟你們商量是我不對。那麼我們再繼續干，又退了一步。
文化大革命5月份就開始了，我們是要到6月底才畢業，我小學都沒畢業。在文化大革命我沒有參加紅衛兵造反，我看到他們如何隨意侵犯人格，那些被遊街的老知識份子都是老一代的國寶級人物，我親眼看到他們被批鬥、被踏在腳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這是一種狂妄的、血淋淋的暴力。
政府應該是保護老百姓的，可是這個政府提倡的是階級鬥爭，永遠需要有一部分人不把他們當做人來對待。
現在中共更加變本加厲。整個中國的形勢就像古羅馬一樣分為市民階層和奴隸階層。一切的利益屬於市民階層，現在整個底層都處在被奴役之中。這個社會就是這麼不公正。
當時我感覺就是毛澤東讓這些少不更事的中學生，這些心理不健全的人橫行霸道，忠於他維護他的政權。
在共產黨的宣傳裡從來不把納粹是什麼意思告訴老百姓。我比較喜歡看書，經過『破四舊』，在中國大地上要找幾本書看是非常困難的。我很喜歡交朋友，認識的人多，我就能夠借到書，那個時候我才12歲。67年時他們也不讀書了，就是造反，可是他們也在思考這個社會怎麼樣子。他們發現我這個人私下聊天膽子很大，而且視角不同。因為那個時候我一個鄰居是印書館的，家裡很窮，卻有很多書。我看到很多，如北洋軍閥互相的通電，每一份通電的結束的地方都是「民主自由平等」。張作霖也好，誰也好，已經把這個信念提出來了。
而我們的《人民日報》在批判自由平等博愛，批判人性。共產黨是不講人性的，講人性就不能搞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是反人類的、反文明的。毛澤東甚至於提出「8億人口不鬥行嗎？」他為了達到自己統治的目的草菅人命。
我記得那一年在西湖邊，大家準備組織一個讀書會，那時山上也很荒涼，否則被人聽到又是一個反革命集團。讀書會就是讀毛澤東四本選集，再加上一本毛主席語錄。我整個中學讀了兩年，就是學工學農學軍根本就不學文化。因為他們提倡的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課外書也全都是毒草。我看書就看那些課外書，後來我沒辦法了，我就去借馬列主義列寧選集的書看，其他人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就看我的書。所以我對馬列主義的看法，跟一般的共產黨員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問共產黨員愛國主義是不是馬列主義，他搞不懂。馬克思是反對愛國主義的，他稱自己是世界公民，他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愛哪個國啊？就像毛澤東的一樣，當時的中國是蔣介石的國，愛蔣介石的國嗎？他就讓日本人把國民黨打敗，毛澤東他們才搶土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國際共產黨的支部。
所以我這次到日本很有感觸，中國共產黨是從日本引進的，是蘇聯列寧派人來建立的，日本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哥哥，中國使用的共產黨宣言是陳萬道從日本拿回來的，日語翻譯的，所以現在用的共產黨三個字不是漢字是日語，而且像所謂的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大都是日語，日語佔現在漢語的80%。現在的人真的不知道。當然拿了以後大家都厚著臉皮，說這就是中國制。沒有文化，不講歷史。共產黨是要毀滅歷史，讓人們不知道真相，聽他的顛倒黑白、篡改歷史。
日本人來了，中國的國寶知識份子沒有一個人自殺，而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你往哪裡逃，有多少人自殺！
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地上文物、地下文物日本人沒有動。可是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把它徹底毀掉。現在所能看到的地面的所謂文物都是假文物。對於我們看到過經受過的人，心情是多麼的痛苦多麼的瀋重！
我來到美國看到美國多尊重歷史，50年以上都視為文物，我在洛杉磯都能看到100年前的東西，保留的非常好，這是對人類文明的尊重。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