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性騷擾案件在中國高校曝光。（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8月4日訊】中國人民大學女博士生早前實名舉報被博導性騷擾事件後，有許多同類案件相繼曝光，各界再度關注中國校園性騷擾問題。本臺記者訪問多名不同年齡層的中國女性，從教育制度、社會環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討中國推動Me Too運動近十年，為何性騷擾事件還是持續發生？
王迪說：「我是王迪，我實名舉報我的導師，人大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王貴元教授性騷擾且強制猥褻我，並要求與我發生性關係。因我拒絕，他對我進行打擊報復，並威脅我不能畢業。我要求依法依規懲治王貴元，並更換指導老師。」
中國人民大學女博士生王迪舉報博導的視頻，牽動在陝西、山東和太原等有同樣遭遇的女生，並引爆多起性騷擾個案。不過,還在中國修讀研究所的婷婷對本臺表示，這一波Me Too事件在她和同學的圈子當中，並沒有成為話題，因為在高校的環境和制度下，她們每個人都有機會變成受害者。
婷婷說：「這種事情對於不是在這個圈子裡的人覺得很震驚，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沒有特別的震驚。我就有聽說有(老師)給女生發騷擾簡訊，還有(老師)會說'你陪我'，也有(老師)會邀請女生出去吃飯，而且是數次邀請女生出去吃飯，然後給女生主動許諾一些事情，說我可以帶你發論文，我可以給你什麼好處，以這種形式來誘惑女生。這個當然是不對的，當然是不正常的，我們真的是乞求自己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
碩博導與學生存在人生依附關係 高校制度保障加害者多於受害人
婷婷解釋，她們只能乞求不要成為受害者，是因為在中國的高校，特別是研究所以上，導師和學生之間就像人生依附的關係，你的未來掌握在導師手中，反抗只會使受害者要承受更大的壓制。
婷婷說：「我相信這個女生肯定也是會做一些嘗試，但是尤其是在碩士和博士，導師對於他手下的這些學生是有絕對的掌控力的，包括生活，你的學業，你的前途，如果這個老師他想從你身上得到一些東西，你是沒有任何力量去反抗的。如果通過學校這樣的途徑，因為所有學校的老師他們都是一體的，這些老師們他們不會把這件事情嚴肅處理，之後這個女生會受到更大的報復。這件事(性騷擾)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面臨跟人大女生同樣的困境。所以如果你還想再留校混，你就是要忍下來。你其實沒有地方去申冤，也沒有地方去解決。」
婷婷表示，對人大女博士生的遭遇感到難過，相信對方選擇以視頻實名舉報，也是迫於無奈，但她的勇敢不能改變高校女性的Me Too困局。
高校不作為和冷處理 讓Me Too事件循環發生
已離開大學的魚魚表示，Me Too事件雖然不是只有在中國發生，但在中國佷多受害的個案，儘管有人勇敢站出來投訴，苦等多時校方也不會處理和回應，像人大女博生的情況一樣。
(AI代讀)魚魚說：「憤怒就在於這個女生已經在1年前、甚至2年前都已經投訴了，只是她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所以最後才讓自己以付出巨大代價的方式曝光這樣的行為。用巨大的壓力，讓學校、黨不得不盡快的採取措施。但是這樣的行為，如果你的遭遇不夠嚴重，如果不夠慘，最後又會讓受害者處在一個不利的境地。」
魚魚表示，中國高校的Me Too運動已開展近10年，女生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像人大女博士生的個案，受害人把加害過程錄音，成為最有力的證據，但批評學校的不作為，使Me Too的事件持續發生。
魚魚說：「女生從來都懂得怎麼保護自己，但是問題這個事情不能光靠女生保護自己就可以杜絕，這樣的行為不應該僅僅是個案式的處理。說話的人、發言的人，聲音再大，但是那些應該聽到他們、應該回應他們的人聽不到，應該是要讓像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等責任者，承擔起責任來去處理和預防。
Me Too屬難以舉證和啟齒遭遇 目前被曝光的只屬冰山一角
從高校畢業的小敏表示，性騷擾在中國並不是陌生的話題，但很多女性願意私人分享多於把事情曝光和舉報，與中國社會對受害者不利的環境有關。
小敏說：「首先Me Too的事是很難以啟齒的，因為這也可能存在某種的污名化，受害者或者是施害者因為他們確實存在著特定的權力關係，施害者那一方就會說這是什麼兩情相悅、什麼情不自禁之類。而這種東西就是很難有什麼舉證說得清楚，這種個案很難會有勝算的。」
小敏表示，中國是男權和專制社會的結合，公司的主管、上司和大學的教授等有特定權力的人，對作為新人或下級的女生提出邀約，會出現難以拒絕的狀況。又說，已出社會工作或在高校的女生有一定的自我保障意識，但在學習環境更封閉的未成年女性，如果遇到Me Too的情況會更無助。
小敏說：「中國的這種Me Too不僅是在大學，其實有一些更加隱秘的，比如說像藝考那種，就是那種藝術考試。所以你想想一個十幾歲，甚至可能還沒有成年女性，被送到北京等去參加藝考，要進行封閉性的培訓，你的家人又不在你身邊。在這麼封閉的環境，10多歲的女生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有很多獨立思考，也不知道界限在哪裡，也不清楚什麼是對和錯，什麼是yes is yes！會導致出狀況時也不知道可以跟誰說。」
Me Too受害人：權利不對等的環境 弱勢一方容易成為Me Too的目標
事實上中國的Me Too事件，不僅發生在學校，曾為丈夫維權的政治犯家屬施明磊是Me Too的受害人之一。施明磊表示，加害者是在她急需要協助救援丈夫時，利用家屬和救援者之間存在權力不對等出手，事件對她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
施明磊說：「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很絕望的。因為處於一個高壓的環境下，要面對政權的嚴厲打壓，是特別的孤立無援，特別的需要你的社群來支持你。在這種狀態下我是很脆弱的，竟然在救援的過程中，在弱勢群體裡面還有這種權力的關係。回去之後，我就開始回想跟我接觸的這些社群裡面的人，那些人是不是可疑的，不再能信任。」
她表示，經歷很長時間的沉澱，才能把Me Too的遭遇公開和走出來心理陰霾，重新與社群的人接觸，回到人權倡權的位置。
女權倡議者：中國針對Me Too法律不涉及相應罰則 變相縱容加害者
中國女權倡議者李麥子表示，中國Me Too事件持續發生，而且涉及不同範疇和年齡層，與社會權力結構有關，又說，舉證責任全由受害者承擔，加害者更可以提出反訴，公權力也不會提供協助，在這種環境下，Me Too受害人要承受多層傷害。
李麥子說：「很多人不敢報警，因為你去報警，報了警,還要遭受一下警察的羞辱。警察不是保護受害人，其實就算你報了警，警察也不管。公安機關其實都是由男性主導的機構，他沒有動力去配合。以及就算說了話，學校也不是按照性騷擾去處理，頂多就是比如說開除和調離工作崗位。」
她表示，中國的Me Too運動推動已有一段時間，政府曾有出臺一些法律保障女性權益，但沒有針對加害者有相應罰則配合，使法律的阻嚇力不足。
李麥子說：「《婦女權益保障法》雖然對性騷擾的概念進行了界定，但它說的就是受害婦女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國家投訴，相關單位受到投訴應該及時處理，並告知處理結果。那你說這有啥用啊？就是你沒有辦法給它相應的罰則。比如說某種程度的性騷擾，會要求他上反性騷擾和性別平等的課程，再嚴重的就會關到監獄裡。但是就現在整體上來看，中國沒有一個非常懲罰性的罰則，所以它的犯罪成本就很低。」
李麥子表示，這次人大女博生的事件，加害者已被開除，希望能成為一個範例，也希望中國可以採納聯合國有關性別歧視的定義，教育公眾加強關注Me Too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