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加強海外資金審查或致中國富人再出走。（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4年7月9日訊】（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彭博社引述英國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數據報導，新加坡重大洗錢案使得中國家族辦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當局密切關注。
二名私人銀行家表示，新加坡爆發的洗錢案影響代表著一些銀行正在重新「瞭解客戶（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國富人受到密切關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在4月推出了數字平臺，用於共享客戶資訊以打擊洗錢活動。
「瞭解客戶（KYC）」用於指代監督客戶金融活動的銀行監管和反洗錢法規。根據於1989年7月由G7各國代表在法國召開時同意成立、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建議：各國應當禁止金融機構保持匿名賬戶或明顯以假名開立的賬戶，各國應當要求金融機構出現建議所規定的情形時，採取客戶盡職調查。
報導稱，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賈西亞-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錢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萬那杜（Vanuatu）、聖基茨和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護照的中國人，這引發了人們對於洗錢的疑慮。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萬富豪移民的熱門地點，據Henley & Partners統計，新加坡今年預計將迎來3500名百萬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時報》引述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對於許多中國億萬富豪來說，他們不喜歡政府任意干預、檢查或威脅個人財富，這正是他們想把資金轉移出中國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國一樣進行更多的檢查、更嚴格的監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強審查海外資金或致中國富人再出走。
中國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臺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淨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淨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也有分析人士說，中國富人財富固然縮水，但他們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將財產搬到海外去做投資與避險，其實真正影響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理財和消費面馬上面臨趨於保守的窘境。
臺灣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興表示，中國整體財富縮水的時候，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在不穩定環境中要面臨失業、減薪的壓力，但仍要繼續繳房貸。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下，對於公共服務跟老人、小孩的照顧等，也可能會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中產階級在理財和支出層面會立刻趨於保守。
政經局勢不穩 中產階級再次加速從中國撤離
多項研究顯示，中國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加速從中國流出。日前發布的《2024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中，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的國家。報告預測了2024年中國大陸將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過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國依然是這些中國富豪移民的首選之一。
根據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中國高淨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近四成的受訪高淨值家庭考慮移居境外。
另據聯合國移民署此前發布的《世界移民報告》，中國是世界上遷出移民人口第四多的國家。除了擁有豐富資源的富豪移民以外，許多中國的中產也在想盡辦法「用腳投票」，去海外開始新生活。
在2022年，上海封城之後，已經引發一波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移民潮，特別是北京當局的「清零」防疫政策在重創經濟之後，中國富人加緊尋找外國投資途徑轉移資產。
現在，再掀「潤潮」的主要原因還是經濟衰退的問題。
據美國之音6月19日報導，弗蘭克·周(Frank Zhou)的計畫是賣掉北京的一套公寓來獲得美國投資移民所需要的最低投資額80萬美元和不菲的律師與行政費用。但從2023年下半年找中介幫忙掛牌之後，他已經降價20%，房子依然沒有成交。「感覺經濟的衰退比我預期地更快，」他說，「如果再不走，我可能都沒辦法支付移民的費用了。」
資產的縮水讓中產階級感到焦慮，他們趕上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但是擔心經濟衰退讓他們很快就被打回原形。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政治壓力。
離開生活了60年的中國的賀先生說，疫情期間的全民核酸、封城等「清零」政策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疫情期間政府的各種手段讓我看到了中國以前幾十年土改反右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只是等待時機這些反人類的控制會繼續冒出來。」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讓他覺得恐懼，也因此決定，為了下一代，必須要離開。
他認為，北京當局「加緊了對媒體的控制，對人民的言論自由的壓制，對個人信息的掌控，思想的控制讓你很難有透氣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