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三子」之一朱耀明牧師接受《看中國》專訪。（看中國張小非攝）
【看中國2024年6月5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2024年6月1日，「佔中三子」之一朱耀明牧師從臺灣趕來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六四35週年燭光悼念晚會。《看中國》對朱牧師進行了專訪，他談到89年學運時他的所見所思，他鼓勵年輕人要勇敢站出來行公義。
年屆80的香港柴灣浸信會牧師朱耀明此次攜自傳新書《敲鐘者言》簽名義賣，書中回憶黃雀行動的篇幅中很多文字變成方格，朱牧師解釋，這是為了規避《香港國安法》和23條立法的相關內容。這本書在香港不能出版和售賣。
一個大半輩子為民生和民主奮鬥的牧師，秉持行公義的信念從教堂講臺走到法庭被告欄。89六四後朱牧師參與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2014年與陳健民、戴耀廷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被稱為「佔中三子」；後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罪」，2019年判刑16個月，獲准緩刑兩年。2020年底移居臺灣。
記者：請朱牧師回憶一下89年六四學運整個過程，當時您在北京親眼目睹的情況如何？以及6月3日晚您聽到開槍消息時的情形。
朱耀明：426最關鍵，那時候學生已經回學校上課，4月26號的社論定性他們是暴動，那學生就再回去廣場，那關鍵的的時刻是5月19號李鵬宣布戒嚴。香港人那個時候才知道緊張，可能有問題了。香港所有的人，團體也好，個人也好，都關注北京的學運怎麼樣了。當時基督教在20號開會，關注北京的學運會怎麼樣發展，我們就成立了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織，24小時的禱告，然後我們呼籲要遊行示威。因為那天晚上，另外有一群人民主出政領委會，我也是成員，也是凌晨開會說，我們20號要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示威，那天3萬人站在那裡，任憑雨打風吹，抗議戒嚴的決定。
我們知道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可能很危險，因為戒嚴了，但沒有預料到會開槍。所以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就派我跟兩個人去北京，看看北京的真實情況。
我於5月28號去北京，我們把行李放在北京飯店的房間，以後根本沒有在那睡過，就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見到學生領袖，那時候學生已經很緊張，因為戒嚴部隊已經到了。6月3號情況更緊張，因為部隊把廣場都圍住了，因為那天我要回香港主持一個記者的婚禮，6月3號早上就離開北京。
那個時候我跟吾爾開希談，我說這次中國的民主運動要民主、人權、法治和反腐敗，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正常的，是一個政府應該要做的。我說這個運動本身是成功的，成功的地方在於獲得了整個世界的支持，全世界華人都對中國的民主很關心，希望都有一個民主自由法制的中國。所以我說這是成功的。我說戒嚴一定會做，但沒有想到，中共用軍隊用機槍用坦克去對付學生和老百姓。
在香港我坐在婚宴桌上，新婚記者剛從北京回來，因為香港記者以前被派往北京輪班報導，那時很多記者回來，我們就坐在一起，把收音機放在桌子中間。因為我們都還是關心廣場的事情。突然間我們聽到了，在木樨地開槍了！那就表示中國政府用武力了！當時那個婚宴我們都不記得吃的什麼東西，就回家了。
凌晨，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很悲慘的畫面，我們看到有木板車推著傷者去醫院，有個畫面我永遠都不能忘記，有個摩托車帶著一個青年人，他穿著一個白色襯衣，完全是紅色的，身體都是紅色的血，把衣服染紅了。
聽到很多救護車的聲音不斷在廣場迴響，然後鏡頭到醫院的時候，看到很多死傷者在地上。那個時候我們都哭了，所有看到電視的人都哭了。
我們就要問一句，為什麼要屠殺自己的人民？這種暴行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人民的財產。但是現在號稱人民的政府、人民的解放軍現在卻拿起槍開著坦克來殘殺人民。那種痛苦、那種悲傷現在都很難形容，當時我做了一個禱告，我說主啊，我可以做什麼呢？那些人我見過，現在他們面對機槍，面對坦克，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更加恐怖的，在凌晨4點，突然間整個天安門廣場都黑了，他們把燈熄滅，軍人在這個黑暗的夜裡做什麼呢？我們聽到坦克車的聲音，當時全部都是學生帳篷，而且還有很多，是香港學生送去的，他們都住在廣場。那你怎麼可以想像，對付學生用軍隊坦克，這不是戰爭，這是一個和平的社會。用戰爭對付有人性的人有良知的人，不能夠接受。
所以第二天香港就發起愛國民主運動，約1萬多人坐滿了整個跑馬地。當時一位中文大學教授抱著我哭了，他說如果有上帝的話，為什麼讓學生受難。
我說上帝的公義就在這裡，那些人站出來要譴責暴行，控訴那個政權，我們哀悼死難者，他們為民族自由犧牲，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整個中國民族、人民的自由，他們揹負了我們整個中國人民的苦難，他們用生命來為我們爭取民主、自由、法治、反貪腐。
在六四屠殺以後，7月9號鄧小平出來了，《解放軍報》社論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久21人的通緝名單出來，後來就38人，那時香港人就想怎樣能幫助被通緝的人，叫「地下通道」，現在叫「黃雀行動」，有幾個人在做，他們跟任何組織都沒有關係。我說「黃雀行動」這件事情是香港人的光榮，那個時候整個香港人對他們關懷，對他們同情，對他們的命運關注。
5月底那時我去北京，在清華大學見到王有才，當時他是主席，我見他的時候，他就剛從廣場退去，退回學校去，很虛弱。他就跟我說，這場民主運動可能要從基層開始，所以他希望能夠從事基層工作，能夠更深入的全民的運動。其他的領袖比如柴玲、王丹我見過，沒有談話。
這21名學生領袖裡有幾個人通過「地下通道」出來，我沒有統計。第一個救的是李錄，還有嚴家祺。當時香港政府多少有點支持，我最近看前總督彭定康的日記，說英國收了100多人，我們都不知道。很重要的人英國政府馬上就把他送去英國了。
記者：2019年前，香港人還可以自由的在維園每年六四舉辦非常大型的紀念活動，但是後來因為國安法，這個六四燭光被熄滅了。海外各國很多華人社區仍在舉辦大型悼念活動，為什麼我們不能忘記64大屠殺？
朱耀明：我們不能忘記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中國犧牲了，他們還有留下很多他們的親屬，母親、父親、妻子、兒女、丈夫，直到今天還在受苦，每到6月4日也不能去拜祭.。
我們不要忘記，其實政府都不會忘記，現在香港說都不說「六四」，說是敏感的日子，他們想改寫這個歷史，但是他們沒有忘記。很多官員下來跟我們談，你們能不能不在六四舉辦悼念晚會？這表達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惡行，他們把自己的青年、自己的子弟用槍用坦克殺了。所以我們當然更不能忘記。這點燭光是我們的良知。這個燭光讓在黑暗當中最痛苦的人群能看到一點希望，讓還在受難坐牢的人，讓死難者的家屬知道他們不孤單，還有人支持他們。
幾年前，我跟一位天安門母親走在香港海灘，她年紀很大了。我說你們年紀大了，怎麼樣走下去呢？她說我們一定要走下去，要政府還我們一個公道，我的孩子死了在廣場。
受難者則更加不會忘記，但我們就是為他們要討回一個公道，聖經都有這樣事情。一位諾貝爾和平得獎者時猶太人，他掙紮了很久寫了一本書，記錄下集中營很多人被送去毒氣室而死了，有很多小孩也送去死了，後來他自由了，他痛苦的不能夠說話，他不敢回想。但是有一天他醒悟了，他說我活著出來，我要為這件事情做見證。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告訴我的孩子，讓我的孩子也告訴我的孩子，這種殘殺、暴行，我們不能容許。所以我們活著的人一定為這些人作證，要把真實的情況要說出來。
這個事情不能夠忘記，因為忘記了我們對死難者是不公道，對難屬失去了同情。我們作為一個人，我們的良知不能允許。如果我們相信公義帶來和平，那我們一起撐起公義，如果我們知道愛讓人幸福，那我們一定要有愛，這才能夠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國家。
所以這個燭光就是一個見證、是一個譴責，我們不能原諒。我們鼓勵更多的人可以站出來，這個見證一定一代傳一代。
記者：紀念六四已經到35週年了，很多人說什麼時候是個頭，共產黨用暴力加謊言統治，一直在掩蓋歷史，尤其是大陸年輕人都沒聽說過六四。您認為怎麼樣讓中國大陸的民眾瞭解這個64的真相？
朱耀明：馬丁·路德·金說，在一個不義的地方，只要有一個人站出來，就會有第二個人站出來，就會有第三個人站出來。現在我們不能夠退，我們還是舉燭光祭奠六四，就鼓勵更多人一個一個站出來，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事情。從歷史看，沒有一個獨裁的國家是永久的。人們承受痛苦壓迫，有一天都會起來反抗壓迫。
東歐的國家當時脫離了共產黨統治是這樣，美國平權運動馬丁路德金站出來是這樣，印度獨立也是這樣。不要放棄就可以改變。歷史告訴我們這樣是成功的。
讓我們這個小小的燭光溫暖受難者家屬的心靈，讓他們不會感覺自己孤單，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記者：您作為「佔中三子」之一，您的兩位同道都進監獄了，您是因為判了兩年緩刑沒有立即坐牢，流亡到臺灣，像何俊仁、李卓人等很多同道還在監獄受煎熬，您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朱耀明：其實這是我心裏最痛苦的，我每天都想念他們，我記得鄒幸彤的媽媽也被抓了，關鍵邦？的妻子也抓了。所以有兩年時間，我差不多都沒有向外講話。因為我沒有人說話。因為一想起他們我就很難受，所以我在臺灣也看了精神科醫生。
這些三十幾年的同伴、很交心的朋友被抓，三年多都沒審，我心里更痛苦。
還有兩個人，我見到他們我都很痛苦。在我有生之年，我從來沒有想到李柱銘會做被告。李柱銘是一個非常正義、單純的好人，很願意幫助人，他只有遊行而已，也把他抓去。每次我看到他一頭白髮，我都哭了。
我沒有想到何俊仁律師也在監牢裡，在我們的眼中他是大好人，什麼人求助他都幫，他為很多人主持公道，幫他們打官司。
我到臺灣第二年也病了，進了台大醫院。因為急性膽囊炎很痛。臺灣醫院要求家屬一定要陪在旁邊，我太太躺在我旁邊，一個75歲的老人家照顧一個78歲的老人家，一想起來我就難過，但是上帝的恩典，還是讓我走過這個低谷，所以頭兩年在臺灣的生活，就是內心的痛苦和身體兩方面煎熬。未來怎麼樣走向，我還沒有做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