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六四」期間受傷的真相遭到舉報，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被總政點名離開軍報。從那以後她開始寫作《沉澱》。右圖為《沉澱》原稿，這部作品曾因記錄「六四」而被總政治部審查沒收。獻詞中「鍾愛已久的情人」指她熱愛的記者工作。（江林提供）
【看中國2024年5月3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接上）“這個戰場太長了，從西長安街、東長安街到天安門，戒嚴部隊一路開進到天安門廣場都在開槍，你想得死多少人？”六四見證人、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於六四35週年前夕接受《看中國》專訪時說。她2019年六四30週年前夕首次在外媒公開披露她在「六四」血腥屠殺中的親身經歷。這次《看中國》的專訪中她首次披露了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在七上將上書前曾單獨上書中央要求不要開槍，以及從未披露過的駭人聽聞的屠殺黑幕，她相信英國情報六處解密文件中提到的六四屠殺造成兩萬死難者的數字。
六四當天，她與張愛萍的兒子張勝（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家三口一起去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的一幕，令她無法接受，“就像在你面前把你母親強姦了一樣”，也造成她30年來被噩夢纏繞。
下面是《看中國》對江林的專訪第二部分（為表達清楚，下文經過編輯）。
記者：據你觀察，那個協和醫院的體療室大概裝了多少傷者？
江林：幾十個人應該是有的，有學生、有市民，而且是不停的向外輸送。因為這是一個臨時放傷員的地方。協和醫院不停的跟其他的醫院聯繫把他們的傷員往外送。還有不停的送來的人，有人喊，醫生護士你們別管我，快到天安門去救人！那個護士就壓低聲音說，你怎麼知道我們沒去救人，我們的救護車都被打回來了，救護車門都打掉了，到這不要講話，大家都是重傷員，他們就沒有聲音了。
在醫院里隱隱約約能聽到廣場的槍聲，到早晨時候，槍聲就越來越近，而且依然非常密集，覺得就到病房的窗戶外了，就這麼近，我想完了軍人會不會打到醫院里來，結果又送來好多人，這些人連躺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記得有一個特別年輕的女孩，靠在男朋友還是哥哥身上，頭上纏著紗布。她說我們在東單路口，軍人從她們身邊過就掃射。
在這之前，更慘的是天亮前又送來一撥人，是從天安門來的，他們說我們在天安門廣場，軍人衝我們掃射，我們所有人匍匐在地，不能站起來，也不能救人，如果有人站起來馬上又一梭子槍過來，所以大家趴在地上互相說，能爬出去的自己爬出去。他是爬到胡同里被市民送到醫院，好多人都爬不出來，因為傷太重了。
那些重傷的人就留在廣場，我聽記者說，軍人清場的時候把這些人全部扔到車上，但是拉到什麼地方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最近在教會的時候，聽我們一個教友講到，他在上軍校的時候，一個參加過戒嚴部隊清場的人說他們負責在北京郊區挖一個很大的坑，然後把從天安門拉出來的人全都丟到坑里，然後用火焰噴射器全部燒了，這個細節真是駭人聽聞！
這就和我後來不同渠道聽到的一些事情能吻合起來。我後來在舊金山遇到了外地學生聲援北京的總指揮，他帶了很多外地學生，由他來管理住在什麼樣的帳篷、參加什麼樣的活動，他跟廣場的北京學生的總指揮聯絡，然後他再指揮這些人。他認為六四清場時，大部分學生都是外地學生，這個跟我那天中午在天安門看到的是第一個吻合，第二，幾個月前他見到我的時候，說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當時看到了天安門的情況學生都是什麼人？他說到現在都特別內疚，我把他們帶出來了，但是我沒有把他們帶走，他們究竟就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教友同時跟我說，他後來在一個地區的公安部門工作，他知道六四事件中他那個地區就失蹤了六個學生，外地省會的學生比較多（失蹤），因為省會的大專學校比較多，我覺得失蹤人會更多。這個不在統計範圍里，清場大卡車拉走的這些人也不在統計範圍里，最後的統計範圍是根據各個醫院的死亡學生統計的。
我在協和醫院沒講我真實的姓名，我編了一個名字，而且編了一個報社，這是我吸取了在拉薩的經驗，在拉薩的時候採訪過醫院，醫院是逐個的登記這些人，醫院沒有問題，但是最後就是這個公安局，他會按照醫院登記的這些人，然後去找這些所謂的“暴徒”。所有在現場的人，他不管你什麼人，一律給你一個罪名，就是暴徒。他不管你是現場記者、現場的軍人，或現場的國家工作人員，還是工廠的工人，一律給你一個“暴徒”罪名。事實證明也是這樣，最後我們這些人都是以這個名義被清除出來，誰讓你看到這一幕？誰讓你知道這個事情？所以你不能工作，你要出局，就是這樣。這樣的一個罪名像烙印一樣打在你身上。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死傷人員的細節報導。
在協和醫院，我一直被作為《人民日報》記者被保護，放在他們體療室唯一的窄窄的床上。第二天早晨，就是槍聲已到門口時候，又一群傷員被送進來，他們連躺的地方都沒有，護士跟我商量，傷者太多，儘管你是人民日報的記者，我們也要把你送到別的醫院，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我說我就去離家較近的中日友好醫院。
把我放在救護車上送走的時候，車上都是傷特別重的，要拉到別的醫院去手術的，都是那種貫通傷，就是子彈打到身體里爆炸，有的就是從身體里穿過去，這種病人是應該立刻手術的。
有一次護士帶我去上洗手間，她說看到那麼多傷員我都頭暈，我說你們長期在醫院工作，對血你們還會頭暈嗎？她說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多人被打傷，進協和醫院時地上全是血，我是踩著血走過去，血黏著鞋，走過去都是血的腳印。她說我們太平間都放滿了。
在救護車上我滿臉都是血，低著頭坐著，對面是一個小夥子，他說你把頭抬起來，我給你擦一擦臉上的血。他說你不要這麼垂頭喪氣，我們勝了。我說怎麼勝了？
他說他在公安部的門口，看到那些士兵向人群開槍，他就跑過去，把那個槍向上拖去，這樣就衝天上開槍了，他拿住槍舉上去，順著把衝鋒槍的彈夾給拔出來了，他說你想看我的戰利品嗎？我說給我看看。他從兜裡把一個衝鋒槍的彈夾掏出來，然後告訴我可惜一發子彈都沒有了。
車上還有一個人，子彈打中他的脖子，他說沒關係，脖子上這個子彈取出來後，我把這個子彈送給你當紀念。他特別勇敢，真的沒有一點畏懼。我覺得他們真的是英雄，這種壯舉真的一點不亞於坦克人。我覺得他們太棒了。
記者：據你所知，六四事件中不止一個坦克人，除了傳遍世界的那位坦克人（王維林）的照片，還有別的坦克人是嗎？據你的觀察和了解的情況，估計6月3日和4日那兩天、包括後來因參加和支持六四學運而死亡的學生和百姓一共有多少人？這個數字有多種說法，你比較認同哪個數字？
江林：是的，不止一個坦克人。我有兩個證據，一個證據就是總後勤部宿舍，緊挨著是航天部二院，那條路有一個屍體，被坦克壓進柏油路的，絕對是擋坦克的，不是一輛坦克的力量，一定是那些坦克都從他的身上開過去，才能夠把完整的一個血肉之軀鑲在路面上，我覺得肯定有照片的，但是由於第二天宣布為‘反革命暴亂’，那誰敢再拿出來這樣的照片。一個月以後我再去的時候，能看到一個完整的人形，能看到鑲在路面上的牙齒。所以我覺得就是阻攔坦克的坦克人。
第二個就是我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訴我他在五棵松看著軍車過來的時候，有一個穿白色連衣裙的女孩，他說那白色連衣裙給了他特別深刻的印象，他覺得像天使一樣，在馬路中間去阻攔那些軍車，當時那些軍車還算不錯，就是停下來，女孩被路邊的人給拉走了。他覺得她就是一個天使，刻在他腦子里。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平民傷亡合成圖，左下圖為當天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壓的失去雙腿的北京體院學生方政（原圖來自六四檔案照）
所以在整個64慘案當中，這些人還有很多了，後來有一張照片很流行的，就是一隊坦克全部被燒了，在軍事博物館的前面，就是那些勇敢的市民，他們把坦克攔截下來以後，就把他們全燒了，這肯定不是軍人自己燒的。這些士兵就把他們的武器扔到了旁邊的河裡頭，所以這個部隊從軍長被革職，全部受到了處分。所以有很多很不一樣的北京市民和軍人。那些坦克那些士兵還是有良心的。就是說在這個事件當中，有很多有良心的人。這是一點。
還有一點，有很多勇敢的人，這些燒坦克的人，被一些記者記錄下來以後，全部成為證據，就照著抓人，這些人都是好幾年的徒刑。我的一個發小就是這樣被抓起來了，我們有一個群，他在群里面發了一些照片，就是當年他怎麼去燒這個車。
我還聽說燒軍車或坦克的一個年輕市民，他們家一共五個孩子，他是最小的，而且是唯一的兒子，他當時被抓以後，不經審判就給槍斃，這樣的有一批，這一批人也不在所謂的統計名單里。他死後，四個姐姐都不敢跟母親說，就說這個兒子調皮，到外地打工了，或者說出國打工了。
天安門究竟死了多少人？有這麼幾個數據，一個說是800多人，還有一個說是有3,000左右，還有就是英國大使館後來解密的一份文件，說有2萬多人，我是相信英國大使館的數據。有好多人就是像張勝這樣的，他們都不敢說話，他們就回家自己解決傷口，去包紮，去找人把子彈取出來，還有自己去醫院、或被親人掩埋。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第二號人物清華大學畢業的張先玲是我的好朋友，因為她是我妹妹在工廠里的師傅，她最小的兒子（17歲）是高中生，那天被打死在天安門廣場，這個孩子失蹤了一個星期，怎麼找到的我也特別清楚。因為當時我妹妹每天給我換藥擦洗傷口，她每天都一邊擦一邊流眼淚說，我簡直不能想像他們怎麼這麼狠，把你打成這樣，皮開肉爛。我那個時候不能夠側躺，只能趴著睡覺，後背全是傷。有天她就跟我說，我師傅的兒子找到了，就是忽然接到醫院的電話，讓他們去太平間認屍，兩口子真的無法接受。
她先生是中國知名琵琶演奏家王范地，都是我的好朋友，他有很多學生，他的學生安慰師母和師傅說，我們先去看。一看，再跟你們報告情況。他們就去了，說身上全部是蛆，並擦乾淨屍體上的蛆。屍體是怎麼找到的？因為（軍人就地處決）殺死的人多，就近掩埋在天安門旁邊28中牆底下，究竟有多少人，到現在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兒子是從那出來的，把他送到了醫院清洗，他兜里有一個學生證，醫院就憑著這個學生證找到了家屬。估計那時候天熱，一週後屍體的味道反出來，被人發現了。到最後夫婦倆沒見兒子最後一面，不敢見，因為他兒子臉部已經被腐蝕的不像樣了。
6月4日早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看中央怎麼評價這個事情，就說北京發生了一場反革命暴亂，然後社論出來了，以《解放軍報》的名義發表的社論，特別凶神惡煞，而且我非常清楚那個社論根本就不是《解放軍報》寫的，但是是以《解放軍報》的名義出來的，是總政治部提前寫好的，當晚發《解放軍報》排版。等於6月3號晚上開槍時社論就被送到報社排版，實際上都是他們設計好的，把“暴徒”這個罪名加給這些人。
有些人就說，你們學生如果是早點聽話，你們早點回學校，就不會有這個事情了。怎麼可能？他們回學校最好的一種可能，就是不會死那麼多人，特別是不會死那麼多北京市民。
或許這個血腥事件會以另外一種形式發生，就是槍斃他們、審判他們。但是這個事情能不能成為另外一個性質的問題，這個可能性是沒有的，因為社論都在這擺著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