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人合影。（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幾年，主要依靠他親手組建的超級權力機構——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顧問：康生。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同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又補充了四名組員：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郭影秋是華北局的代表；鄭季翹是東北局的代表；楊植林是西北局的代表；劉文珍是西南局的代表。
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在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後來，中央文革小組的18名成員，在不同時期，全部成為挨整對象。下面，對18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厄運作一簡要介紹：
江青
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曾被稱為「文革旗手」，自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個月，江青被毛生前選定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江青被控犯四宗罪：（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2）陰謀顛覆政府；（3）反革命宣傳煽動；（4）誣告陷害。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在北京秦城監獄內服過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陳伯達
從1939年起，陳伯達就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筆桿子。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增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1969年3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陳伯達再次「當選」中共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是毛澤東30多個秘書中官職最高的一個。
但是，到了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翻臉，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9月，陳伯達被隔離審查。
1971年9月13日，陳伯達被關進秦城監獄。1973年中共十大上，陳伯達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1年1月25日，陳伯達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判刑18年。
張春橋
張春橋是毛賞識的極左理論家，毛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急先鋒，毛1967年發起的全國奪權鬥爭的急先鋒，也是個心狠手辣的整人者。
十年文革中，張春橋最大的後臺老闆就是毛澤東。毛不僅讓他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還讓他當了九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軍隊總政治部主任。
中共元老李先念曾講：「張春橋就是政治局的『惡霸』，他說的東西我們根本不敢反駁，也不容反駁，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哪句話是他的，哪句話是（毛）主席的。」
1976年10月6日，張春橋作為江青的同夥，被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3日，張春橋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以與江青相同的四項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姚文元
姚文元寫的、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評新編歷史劇》，是毛發動文革打出的第一發炮彈。
因為替毛發動文革立頭功，姚文元35歲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38歲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39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總管。
在文革中緊跟毛衝鋒陷陣十年後，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為江青的同夥，也被華國鋒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以與江青相同的四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20年。
王力、關鋒、戚本禹
此三人都是毛讚賞的筆桿子，是毛發動文革的極左理論的炮製者、宣傳者、解釋者、執行者。
但是，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澤東在上海對中共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王、關、戚三人先後被投入秦城監獄。王力、關鋒被關秦城監獄14年，但沒有判刑；戚本禹後來當成「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被判刑18年，在秦城監獄被關押18年。
康生
康生是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隨著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等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康生的官越做越大。
從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73年的中共十大，康生被毛提拔重用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的四屆全國人大上，康生被毛提拔重用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亡。
但是，十年文革結束後，康生被中共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公布其罪行的決定。
中共元老陳雲說：「康生是鬼不是人。」
王任重
1953-1966年，毛澤東到武漢數十次，都是先後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出面接待的。毛游長江20次，王任重陪游19次。
1966年5月毛組建中央文革小組時，在四名副組長中，王任重排名僅次於江青；當時本來應該全國六個大局各有一名代表，但實際只有兩名代表，一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二是華東局的張春橋。
但是，到了1966年末，王任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僅半年，且身患肝病，身體極度虛弱，仍被毛打倒；後被關秦城監獄七年。
當時揭批的王任重的「罪行」有四：（1）是劉、鄧路線的執行者；（2）與江青等對著幹；（3）是國民黨CC系特務；（4）反對毛主席。
陶鑄
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被增選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陶鑄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
但僅僅過了四個多月，到1967年1月4日，陶鑄就被江青、陳伯達等公開點名打倒了。從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陶鑄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即他是保毛要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的。
1969年11月30日，陶鑄被迫害致死，遺體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處理，身份為烈性傳染病人。
劉志堅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劉志堅是作為軍隊代表，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之後，他還擔任了軍隊文革小組組長。
但是，僅僅過了七個月，1967年1月，劉志堅就被打倒。
劉志堅先是被關押北京市順義縣3個月，受到多次批鬥；後被押回北京市西城區拐棒胡同的家中看管，一直被關押到1974年9月29日，前後被關近8年。
劉志堅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不滿意他根據老帥們的意見總是對軍隊的文革設立各種限制，被認為壓製造反派。
謝鏜忠
謝鏜忠在文革前任軍隊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因與劉志堅一起參加了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陪江青看了30多部電影、3場戲、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
當他的上級、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時，他也成為小組成員。1967年初劉志堅被打倒，他也隨即被打倒。
穆欣
穆欣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原因是，他此前任中共重要喉舌《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黨組書記多年，也是中共的筆桿子之一。
1967年9月6日，穆欣突然被戴上「特務」的帽子抓了起來，被關到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期間，被押到北京的大中學校輪番批鬥。
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關進秦城監獄。從此，一關就是七年多，1975年5月14日才獲准出獄。
據《穆欣自述》，他被關秦城監獄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尹達
尹達是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因緊跟毛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被納入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7月，他搬進釣魚臺與陳伯達等人住15號樓。但不久，他就因為被壓制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群眾造反，被中央文革拋棄。8月底，尹達被歷史所揪了回去批鬥。
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郭影秋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北京市委管文教的書記。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指責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搞「二月兵變」，並說中國人民大學的郭影秋知道。28日，學生們抓住他批鬥了4個小時。29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鋒宣布：撤銷郭影秋的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之後，他被揪回中國人民大學，受到嚴重迫害。
鄭季翹是吉林省委管文教的書記，1966年因發表一篇批判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表揚，被作為東北局的代表，參加中央文革小組。
因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政策不理解，鄭季翹僅參加了兩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除名，後來還被扣上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帽子關入牛棚。
楊植林不僅是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還是西北局書記。他既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是西北局文革小組組長。他在北京的時間很少，也基本不在西寧，主要在西安。
1967年3月24日，因為調查處理「青海223事件」，周恩來等接見青海代表，楊植霖參加。周恩來讓他發言，他談到「回去以後搞了一個萬人鬥爭大會，掛鐵牌子，說我是大叛徒」等。據此，他可能在1967年初就被打入另冊。
劉文珍是西南局宣傳部長。他在北京的時間很少，基本在西南局。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派他赴重慶蹲點。1966年12月4日，重慶發生萬人大武鬥，劉文珍受牽連。之後，劉文珍受到批鬥。
結語
為什麼中央文革小組18名成員都遭厄運？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維護他的絕對權力的工具。毛需要你時，可以讓你喊打喊殺；毛不需要你時，可以隨時讓你當替罪羊，王、關、戚就是這樣的典型。
第二，中共內鬥是一個逆淘汰過程，即但凡有一些人性的人，都會被服從黨性、泯滅人性者淘汰掉。像王任重、劉志堅、陶鑄等，他們之所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皆因為他們都還一些人性在。
第三，他們都受善惡有報天理的制約。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在文革中害人無數，必遭惡報。又比如張春橋，十年文革結束後，他的女兒張維維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再比如陳伯達，他晚年接受作家葉永烈採訪時說：「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極，負罪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