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之家」的學生於 2006 年 5 月 27 日在中國重慶市川南三泉鎮春雷小學的一個餐廳吃早餐。（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3月20日訊】「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裡，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
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
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
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
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
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裡，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
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沈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亙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夥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夥，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櫃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夥成員，敲詐勒索，持凶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
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
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後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夥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幹。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沈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臺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沈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
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裡，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裏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
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吊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瞭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別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週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裡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
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裡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裡，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8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
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
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症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
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
容易厭學輟學。
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夥，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幹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
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
他們這個搶劫團夥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夥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菸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
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
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干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裡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裡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製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這種朦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
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
張丹丹的研究顯示：
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裏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
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裡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裏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沈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
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瞭，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裏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裏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
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
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唸唸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簽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
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裏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干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
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佔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機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機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
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