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公審判決。（網絡圖片）
江青是一個鐵石心腸、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同時又好哭，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經常以哭作為一種手段，以實現和達到她這樣或那樣的目的。但我在她身邊工作的幾年裡，有三次看到她真誠地傷心流淚。
一、為程硯秋流淚
1968年11月份的一個晚上，北風嗖嗖地吹搖著無葉的柳枝，天空中飄撒著零星雪花。江青吃過晚飯，叫我打電話給姚文元，「文元同志，一會兒，江青同志到17號樓去看電影，如果你有時間，想看的話，江青同志請你跟她一塊看，如果沒有時間，不想看的話，也不要勉強。」
姚文元問：「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麼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們一起定吧。」我回答。
這天晚上刮著小北風，下著小雪，氣溫比較低。大約九時左右，江青坐著她的大紅旗轎車先於姚文元到達17號樓禮堂，警衛幫助她脫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圍脖兒，掛在衣架上，她坐在專為她布置的沙發上，護士過去把她的兩條腿搭放在沙發前的軟腳墊上，把一條毛巾被從她的胸部蓋到腳部。
江青剛剛坐定，姚文元就進了禮堂，疾步走到他習慣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與江青中間還空著一個座位。江青指著那個空位說：「今天晚上，伯達、康老、春橋同志都不來了，文元同志過來坐，坐近點好說話。」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個非常聽話的人，聽江青一說，馬上起身挪了一個座位，挨著江青坐下。
江青問：「文元同志，你想看什麼呀？」
姚文元禮貌地說：「江青同志想看什麼我就看什麼，我隨你。」
江青就不客氣地說：「我想看程硯秋唱的《荒山淚》，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說：「好好好，就看《荒山淚》。」並回頭對江青的警衛說：「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淚》。」
在江青與姚文元商量看什麼電影的時候，服務人員端上了熱茶水，拿來了熱毛巾。
兩位放映員李雲峰、康玉和，技術嫻熟，工作細緻，不怕麻煩，他們把江青經常看的影片碼放得井井有條，說要看哪一部，馬上就能取出來，上機，開始放映。老李、小康聽到說「看《荒山淚》」幾個字，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開始放映了。
一開始，江青與姚文元時不時還說什麼話。放映到10分鐘左右的時候，江青一言不發了，搖頭晃腦地看得津津有味。當放到半個小時的時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開始擦眼淚。
聰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過頭去對江青說：「你如果看這部片子不愉快，就換一部別的片子看看吧。太傷心了，對你的身體不利。」
江青聽到姚文元關心的話以後，連腦袋都沒有轉動一下，就說：「不要緊，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風颳得越來越大了，室內看電影的主人的熱情越來越高，越來越入戲、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淚流個不停，用過的毛巾扔了一堆。
電影放完了，電燈亮了，江青不從座位上站起來，竟然哭出了聲音，當然，哭聲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後一排坐的兩三個工作人員都能聽得到。
在場的人都愣住了。因為大家從來沒看到過江青這種樣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的嚇得走出禮堂。我和大周、護士走上前去詢問、安慰：「江青同志，怎麼啦？不要因為看這部電影而傷心，這樣對你的身體是很不利的。」
護士說：「江青同志出汗了沒有？如果出汗了，咱們去換換襯衫好嗎？」
我們一再勸說，她既不說話，也不停止流眼淚。
姚文元對我們說：「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們送她回去休息吧。」
這時，江青擦乾眼淚，停止哭泣，用低沉的聲音說：「我們去看看程硯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問江青：「你想什麼時候去看？」
她站起來說：「現在就去，馬上就走。」
我勸她說：「現在就走不行啊，我們還不知道她住在哪裡，天這樣晚了，天氣又不好，刮著風，下著小雪。等我們瞭解到她的準確地址，再去也不晚，請你改一個時間吧。」
江青說：「我下決心決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瞭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著覺，難道你還不瞭解我的性格嗎？快去打聽，我等你們一會兒。」
北京城這樣大，又是夜深了，找一個從來沒有去的家庭地址談何容易。
江青執意要去，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請他勸勸或許有點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這麼晚了，天氣不好，江青同志的身體又不太好，今晚還叫江青同志去嗎？」
姚文元聽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對江青說：「小楊講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個時間，今天這樣晚了，夜間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興地瞅了他一眼，說：「今天晚上誰說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說：「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們不要再說什麼了。」
我想，我們的確不能再說什麼了，如果再說什麼，就要倒霉了。於是，我對她說：「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決心要去看望程硯秋的夫人，我馬上去瞭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麼地方，搞清楚了，我們就出發，請你稍稍在這裡等一等。」
江青一揮手，說：「去吧，快去瞭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號樓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秘書打通了電話，請他叫北京市警局查一查程硯秋家的住址，馬上告訴我，越快越好。
那個時候的機要秘書保密觀念特別強，知道的絕對不說，不知道的絕對不問。所以他沒有問我查程家的地址幹什麼。就立即通知了警局查找。他們的辦事效率還真高，只用了15分鐘的時間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並及時通知我了。
這時，已經到了深夜11時50分左右了，我報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門牌號碼以後，她說：「我馬上去。」
我說：「現在時間已經進入深夜，你的隨車跟在你坐的車的後邊，我把吉普車開過來，我在你前邊帶路，查找程家的門牌，如果叫隨車上的同志找，會影響你的安全。」
江青說：「你說得對，快去開你的車來。」
午夜12時，我們從釣魚臺出發。因為是冬夜，又到了零時時分，天颳風、下雪，那時，人們也沒有夜生活的習慣和條件，所以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我們順利地找到了那條要去的街道，但是門牌就難找了。那時的社會治安不是很好，我們叫老百姓的門問路，他們有的不答話，有的答話卻不敢開門。我敲一家的門，裡邊答話了：「你們敲門有什麼事？」我說：「老鄉，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想打聽一下，程硯秋的家離你家有多遠？是在路北還是在路南？」
門裡一個老大爺說：「什麼，解放軍？冒充軍人的多啦，程硯秋是一位名人，天這樣晚了，你們現在找他家幹什麼？」
這位老鄉可能還認為我們是要抄程硯秋的家呢。怎麼叫也不開門。江青的車在馬路上停著。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對門裡說：「老鄉，我們不是壞人，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有一位領導幹部很惦記程硯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點告訴我們吧，求你了。」
當時八三四一部隊是中央派到六廠二校支左的部隊，經常在報刊上介紹八三四一部隊的支左經驗，所以，這個部隊的代號是家喻戶曉的。門裡邊的老人聽到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人問路，立刻把緊閉的門打開了。那位老人帶有歉意地說：「你們早一點說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我早就打開門了，我們知道你們是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的部隊，我們不會懷疑你們。我告訴你們，程硯秋家在路北，從這裡往西走，再過五六個門，就是程家，你們去吧。」
我又懇求說：「老大爺，天這麼黑，我們又沒有來得及帶手電筒，還是不好找，幫人幫到底嘛。請你上我的車，帶一段路怎麼樣？」老人爽快地說：「行行。」我給他打開車門，他很快地上了車。走了大約有60米左右的距離，老人就說：「停車，程家就是這個門。」
我下車報告江青：「程硯秋的夫人就住在這個院裡，進去吧。」隨車人員叫開程家的門，江青、姚文元等隨行人員除留下兩個看車都進院了。
我對老人說：「老大爺，謝謝你給我們帶路，我開車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氣地說：「不用謝，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幾步路，沒有事兒。」他貼近我的耳朵小聲問：「中間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個兒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這老人，好眼力，天這麼黑還能看出人的輪廓和大概模樣。」為了保密，我說：「老大爺，不是的，你看錯了。」
說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裡，在燈光下看手錶已經是凌晨一點鐘了。
程硯秋家是一個不大的四合院，院內整理得很乾淨。北房是正房，一進門是一間客廳，北牆根有三個舊式木製沙發，一大兩小，一個長茶几也是舊式木製，西牆根擺放著一個長條案，上邊有兩個大花瓶，花瓶內各插一個雞毛撣子，東牆根有一張八仙桌，一邊一把太師椅，桌子上沒有擺放什麼，看樣子是吃飯用的，這些都是紅木傢俱，古色古香的，三面牆上掛著一些條幅和國畫，沒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畫。小客廳布置得很雅緻、溫馨。
我們是把程硯秋的夫人從夢鄉中叫起來的，看到紅極一時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們家，程夫人特別高興，緊緊握著江青的手，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
坐下後，還是江青先開口，非常親切地問道：「你的身體好嗎？」
程夫人說：「還可以，大晚上的，外邊又刮著風，天氣這麼寒冷，江青同志還到我家來，不敢當呀，實在過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來，程夫人一時還搞不明白來意。看來老人的心情又緊張又激動，手忙腳亂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這時，江青已經看出程夫人精神緊張，就解釋說：「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來看望你的，請你坐在我身邊來，我想跟你說說話，一不要客氣，二不要緊張，平平靜靜地拉拉家常好嗎？」
程夫人臉上露出了笑容，直點頭。
江青問：「你的生活怎麼樣？有什麼困難？生活來源是什麼？」
程夫人說：「我的生活還過得去，沒有什麼困難，生活來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雖然不高，還夠吃飯的。請江青同志放心。謝謝江青同志對我們的關心。」
江青又問：「程硯秋同志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麼金銀珠寶手飾之類值錢的東西嗎？」
「有一點，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了。」程夫人難過地說。
紅衛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這種不法行為江青也曾支持過，抄家風是文革中號召破四舊時掀起來的。當然，這和她是有關係的，於是她就把話岔開了。
她說：「今天晚上，我在釣魚臺與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硯秋同志演的《荒山淚》，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與劇情融為一體了，聲情並茂，感動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藝術表演和情感所打動，並流下了眼淚。他對一句道白，一個唱腔，每一個動作都是精彫細鏤的，他對京劇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許多藝術家當之無愧的學習榜樣，他對中國京劇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成了獨特的一派，也就是別樹一幟。你有沒有保留他的劇照？」
程夫人興奮地說：「有有，就是劇照沒有被紅衛兵抄走，我藏在了他們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來叫我們看看？」江青說。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進東邊的裡屋，把幾個大影集，從大箱子、小櫃子裡找出來抱到客廳，擺放在大茶几、條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硯秋的年齡從小看到老，一本一張都沒有放過。一邊看，嘴裡還不停地誇獎：「好哇，影集很精緻，劇照更精緻，這可是寶貝呀，這是給後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可以進入中國藝術博物館的，精心珍藏起來，可惜，我們現在還沒有這種博物館。」她拉著程夫人的手說：「還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資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劇照以後，對程夫人說：「今天晚上我覺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淚》的時候，由於劇情的發展和程硯秋的表演藝術，使得我流了眼淚，同時，也為程硯秋同志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離開了他喜愛的舞臺，離開這個世界而難過。」江青說著說著，眼淚又要流出來了。她接著說：「高興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體還健康，精神也不錯，又看到了程硯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個不同時期的劇照，好像他還活躍在舞台上。」
臨走的時候，江青對程夫人說：「請你保重身體，為程硯秋同志好好活著，祝你健康長壽。」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車上。
江青為何對程硯秋如此喜歡呢？據說程硯秋認為江青是一個「知音」。我看到章詒和回憶程硯秋的文章說：「1956年11月，程硯秋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團成員出訪蘇聯、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兩個月後，即1957年1月，代表團回國再次途經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這一天，在莫斯科養病的毛澤東夫人要約見程硯秋。結果，他從1點到5點多，始終沒有見到江青的影兒。翌日上午10時，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對程硯秋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接著，又講了許多戲劇故事。程硯秋很興奮，他說：江青確實是一個知音。這裡，程硯秋說的是實話。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藝術上江青是個內行。」（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363頁）
二、為謝富治流淚
謝富治是紅軍時期參加革命工作的，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情況非常複雜，那時，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黨的八大時選出的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權力很大。謝富治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之一。江青對謝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據我的看法，主要是謝富治和江青觀點一致，又聽江青的話，江青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江青擔心別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榮的歷史，想把有關那些歷史的材料清除乾淨。葉群找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安排其心腹江騰蛟，派人假冒紅衛兵到上海抄了鄭君里等文藝界人士的家，謝富治就參與過對抄回材料的處理。
謝富治雖然是軍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還是蠻細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時間，他看到江青對照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幾乎發展到廢寢忘食的程度。
謝富治看在眼裡，記在心裏。有一天，他到釣魚臺10號樓對江青說：「江青同志喜歡照相，我支持你，這項活動既可以鍛鍊身體，鬆弛一下神經，又可以學習照相技術。但是，你的身體不適宜在室外活動的時間太長了，活動時間太長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內搞一個攝影室就好了。攝影時，你身體好的時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覺得身體不適合在室外，就在室內。如果你同意的話，我給你在10號樓布置一間攝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聽就很高興：「還是富治同志的辦法好，你想得很週到，謝謝你為我的健康和興趣著想，聽你的，請麻煩你給我打一張大背景布，我喜歡天藍色的，白的也行，還是天藍色的更好，找4個至6個照相用的燈就可以了。」
過了三天，謝富治親自將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燈具送到江青的住地，並親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滿意，高興地對謝富治說：「你不愧是軍人出身，辦事雷厲風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勞你的大駕。」
謝富治臨走的時候，江青一再對他表示感謝。謝富治說：「謝什麼，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小事嗎？」
江青誇獎謝富治，同時批評我們說：「還是你想得週到，我的工作人員就沒有想到，他們如果像你對我這樣，主動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這時，謝富治還算說了一句公道話：「他們也不錯，做了不少工作。」
謝富治給江青精心布置在10號樓的攝影室，利用率極高，江青有段時間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給別人照相，玩得很開心。
後來，江青嫌這個攝影室小了一些，又請謝富治在17號樓搞了一個，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裡拍攝的。
更使江青感動的是，謝富治給她布置攝影室的時候，已經患了癌症，只是沒有被發現而已。當江青獲悉謝得了不治之症以後，難過得流了眼淚。她說：「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敵膽，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黨忠心耿耿，樂於助人，帶病給我布置攝影室就說明瞭他的思想品質，從這一點說，我覺得對不住他。病魔是無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請醫護人員能夠延長他的生命，我是無能為力的，願他能夠戰勝病魔，早日恢復健康。」
江青親自到醫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沒有發現過。謝富治病重住院後，大約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親臨謝的病房，安慰他：「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痊癒，和我們一起戰鬥。」
江青到醫院看望的時候，謝富治已病入膏肓，聽了江青安慰和鼓勵的話，只是點點頭，已經沒有力氣說話了，眼睛裡含著激動的淚水。
江青從謝富治的病房出來，難過得忍不住流淚了。
江青給謝富治精心拍攝過一張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謝富治得到照片時，非常高興地對江青說：「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寶山的時候就用這張照片作遺像。」
一向不開玩笑的江青笑著說：「你可要事先告訴你的夫人劉湘屏同志，到時別用錯了。」想不到開謝富治追悼會時用的遺像果真就是江青為他照的那一張。
3月26日，謝富治醫治無效去世，江青得知謝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後，幾天無精打采，飲食減少，睡不好覺，也很少說話，攝影停止，打撲克停止，看電影看一會兒就看不下去了，換了一部又一部，換哪一部都無法讓她靜下來看完。中央政治局開會，她也不想參加，說：「我現在身體不好不想參加了，向總理請個假。中央討論決定了什麼重大問題，請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就行了，或叫春橋、文元同志到10號樓轉告我。」
有一天，中央辦公廳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禮堂參加謝富治的追悼會。我報告江青時，她很難過地說：「我知道了。」
我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聽到她打鈴叫我。我快步走進她的辦公室，她抬頭對我說：「你剛才告訴我，富治同志的追悼會是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吧？沒有錯吧？」
我說：「是，是在公安部禮堂，是這樣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就說是我的意見：富治同志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不合適的，他是政治局委員，追悼會應該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請總理考慮我的意見。」
我打通總理的電話後，把江青的原話報告了總理。
周說：「請你報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會的地點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他生前的願望，他曾對我說過：『我死了以後，追悼會就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因為我是公安部部長，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就意味著我死後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對那裡有感情。』我們還是尊重他生前的願望吧。」
我把周的意見報告江青後，她沉思了片刻無奈地對我說：「那好吧，我尊重總理意見和富治同志的願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難過得遲遲下不了汽車。等她下了汽車以後，可能是因為她既難過，腦子又亂，所以走路都不穩了，警衛和我一邊一個人攙扶著她，艱難地走進追悼室。一進門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聲：「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她步履蹣跚地走到謝富治的夫人劉湘屏面前，兩人相擁而泣，她對劉說：「要節哀呀！保重身體，富治同志離我們而去，這是無法挽回的，我們活著的人要好好活著，繼續跟階級敵人鬥！」
江青從追悼室出來，還難過得直流眼淚。上汽車都比較困難，是警衛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車。
三、為陳景潤流淚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時許，江青起床以後，洗漱，吃了早點，照例到辦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給她挑選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國內動態清樣》，內容是我國對數學上的難題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貢獻、震驚世界的數學家陳景潤，極為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體是這樣寫的：
陳景潤以驚人的頑強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他廢寢忘食，晝夜不舍，潛心鑽研，進行了無數次的運算。他把全部心智貢獻給了這道很多外國數學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難題。他的論文發表後，在國際上反映非常強烈，被外國著名數學家稱之為「陳氏定理」，一個外國科學家給陳景潤寫信說：「你移動了群山！」
就是這樣一位被外國科學家交口稱讚的偉大數學家，學習、工作、生活的條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間，這個小小房間還缺一個角，原來樓下鍋爐房長方形的大煙囪從他的3樓房間中通過，切去了房間的六分之一。窗子用報紙糊得嚴嚴實實。屋內的光線非常暗淡。小屋空蕩蕩的，連一張桌子都沒有，只有4葉暖氣片的暖氣上放著一只飯盒，一堆藥瓶，連一只矮凳子也沒有。工作時把被褥一起翻起來，當桌子用。由於房間潮濕、陰暗，空氣不流通，很污濁，陳景潤患了肺結核。喉頭炎嚴重，咳嗽不止。還經常腹脹、腹痛，有時難以忍受，他的兩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記者覺得屋內光線太暗，拉電燈繩想打開電燈，但拉了幾下燈也沒亮。陳景潤告訴記者，有人用老虎鉗子把我這個房間的電燈線鉸斷了。我看書就點煤油燈。他笑著說，不要電燈，電燈麻煩，用煤油燈一樣工作……
江青看完這條遲到的消息以後，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
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流淚，所以不敢問她這是怎麼了。站在她的旁邊，等待她先說話。那裡只有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說話，安靜得很。
過了一會兒，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慢騰騰地對我說：「小楊呀，你看到這份清樣了吧?」
「看到了，我還看得很仔細呢。」我回答。
「你有什麼感受嗎？」江青試探性地問。
「陳景潤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數學專家，他的運算成果，不但對我國的數學領域是一個重大貢獻，而且，對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太差了。」我說。
我不知道江青問的是什麼意思，是想叫我說陳景潤的好話？還是想叫我說他的壞話？一時難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簡單地說了我的真實看法，然後，想聽聽她怎麼說，不過看她的樣子，是在同情陳景潤，要不，她為何流眼淚呢？
在我回答問題的時候，她還在不停地擦眼淚，也許我的話使她更加激動了。
她放下那份《清樣》，用哭腔對我難過地說：「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已開發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陳景潤在這方面作出貢獻，這是中國人的驕傲。而他的境況竟是這樣，我們能不管嗎？」她說了這些話就叫我離開了。
過了幾天，江青又打鈴叫我。我到她辦公室後，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說：「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過一看是關於陳景潤情況的那份《清樣》，發現上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毛主席批示：「請文元同志辦。」姚文元又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麼意義？」
江青說：「你看完了嗎？」我說：「領導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說：「姚文元『書獃子』，他的批示文不對題。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裡來，關於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我命令他快快來。」
我問她：「叫他到10號樓還是到17號樓？」她說：「快，快叫他到10號樓來。」
遲群當時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相當於科教部的副部長。
我從江青的辦公室出來，立即給遲群打電話，因為我以前沒有跟遲群直接聯繫過，所以不知道他的電話，我就通過39局總機找他。當時，39局總機是全國服務態度、業務水平最好的總機。不到半分鐘的時間，就接通了遲群的電話。遲群原來和我都是中央警衛團的，很熟悉，通話以後，他很客氣地問我結婚了沒有？身體好不好？拉起家常來了。我說：「遲科長（原來他是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宣傳科的科長，我對他還是稱原職務），你別問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這裡來一下，她有緊急的事情跟你說，我們現在在釣魚臺10號樓，我已經通知釣魚臺東門的哨兵了，快來，請不要耽誤時間。」
他解釋說：「我手頭上還有一件事，等我辦完了馬上就到。」
我催他說：「什麼事是輕重緩急你是清楚的，先到這裡來，你的事回去再辦好嗎？」
他問：「老楊，什麼事那麼急？」
我說：「你來了就知道了，在電話裡一時說不清楚，不要浪費時間了，快來吧。」
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查電話，在電話裡說來說去，已經20分鐘過去了。江青等得著急了，打鈴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生氣地問我：「遲群現在怎麼還沒有來，看來他對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釋說：「不是，我以前沒有給他打過電話，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是叫總機查到的，所以耽誤了一點時間，他馬上就到，請你稍微等一會兒。」
我在樓廳等著遲群，半個小時後，他風風火火地來了。
我到江青辦公室報告：「遲群同志來了，你看在哪兒談？」
「我出去就在門廳談，事情緊急，就不要講究什麼談話形式了，談完了叫他趕快去辦。他這個人辦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厲風行。」
說著，江青拿起那份《清樣》就很快到了門廳。江青看到遲群，沒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說。」
她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鑽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麼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是把知識份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委託你馬上去瞭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瞭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遲群表態：「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瞭解和解決，如果材料講的屬實的話，我也是有責任的。聽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著急地揮手說：「你不要再說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遲群來電話說：「經瞭解，《清樣》講的情況屬實，我們正在採取有力措施盡快改善他的身體不好和工作、生活條件不好的情況，請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報導文學（《「猜想」報春——中國知識份子的1978》，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5日），文中說：「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了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志，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陳景潤出來了……（遲群）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並非要命的急症。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
陳景潤住院後，由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全面檢查、得到了認真治療和療養。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醫院。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