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風光（圖片來源: 公用領域Pixabay）
【看中國2024年2月16日訊】香港進行國安立法，特區當局最急需做的，是盡職審查各項立法建議，確保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以免自絕於國際社會。
今時今日，特區當局擬定國安立法的建議不困難，立法會通過也不困難，因為「國家安全」的觀念取自大陸，覆蓋20個領域，可謂無所不包，任何民間舉動及言論，都可以國家安全的眼光審視，相信北京樂見其成，「愛國者」包辦所有議席的立法會定當鼎力支持。另一方面，立法建議之中，當局照抄一些民主國家的立法經驗，一面增加控罪（如「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參加或支援境外情報組織或接受境外情報組織的利益」罪、「境外干預」罪等等），一面加強執法者對被捕者、潛逃者、服刑者的權力。
不過，不是照抄民主國家的國安措施便可以安枕無憂，因為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裁決，因國家安全考慮而限制言論自由的措施，該會雖然較尊重有關國家的決定，但前提是當地的法治需要得到保障。放眼香港，既無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以確保國安法律遵循民意，同時監察執法者是否濫用權力，也不能通過定期的普選，反映民間對國安措施的最新取向。
再者，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以至「國家安全」的觀念有最後的解釋權，隨時可以通過釋法，確保香港法院審理中的國安案件得到「正確」的裁決。因此，沒有他們承諾不行使其凌駕香港法院的權力，從民主國家的角度看，香港司法機關的獨立運作能否得到保障，又是否名副其實享有終審權，也不無疑問。
當香港欠缺法治的民主要素，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又成疑，當局起碼需要委託專業的人權機構或交由人權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對立法建議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法律要求，進行盡職審查。否則的話，政府也應該以人權法的標準自行審核立法建議，拋磚引玉，吸納民意，確立國安法的正當性。
很遺憾，政府明知國家安全立法的結果，必定為言論自由帶來更多限制，但除了在諮詢文件的個別章節寫上一句，立法時會「充分考慮保障言論和發表自由的權利的重要性」，卻沒有審核各項建議，是否符合《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第三款的三項要求。
第一項要求是限制言論自由，必須有法律依據。按照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解釋，法律對言論的規管必須充分清晰，讓公眾知曉，從而知所抉擇，不會誤墮法網，也讓執法者確定限制那些內容和表達手法，不能給予執法者不受制約的裁量權，也不容許法律帶有歧視成份，違背人權公約的目標和規定。
不過，一些政治評論或者漫畫是否違法，界線往往不清不楚。例如近日中國投資專家羅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時報》撰文，表示他要忍痛指出香港已經玩完。不過，傳媒向當局查詢是否不能引述或轉載該篇文章，以免罪犯煽動，當局不予置評，令人疑惑政府心目中的煽動法律有曖昧不明之處，有違規限言論必須根據法律規定的基本要求。
再看第二項，就是要求國家安全法不能拿來當武器，以禁止發表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或者追究記者、硏究者、捍衛人權人士等等。但今次的立法建議，難免惹人疑慮。例如建議擴大《基本法》第23條的內容，由禁止煽動、教唆顛覆國家政權再加入其他，包括不容煽動引起對「國家根本制度」、「中央駐港機構」，「香港特區的憲政制度」的憎恨。
如是者，當國家根本制度受到批評，如社會主義有礙經濟發展（如國進民退的政策）、一黨專政不利政通人和（如「清零政策」），或者有報導指出中聯辦在港大量投資物業，又或者不滿「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是政治歧視民主派，這些評論和報導或者政治不正確，但顯然屬於「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有助發掘真相，推動社會進步。問題是，當局會否視之為帶有煽動意圖的行為？
最後，第三項要求是需要證明國安措施屬於必要的手段，非此不可，同時達致目標即可，不得過分和超限而擾民太甚，同時需要說明被起訴的言論對國家安全有何具體的實際威脅，並需確立因果關係，證明言論會帶來直接和即時的威脅。不過，諮詢文件的建議當中，例如「非法披露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只因為「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便等於泄露國家秘密，無須確立因果關係。又例如「非法披露國家秘密」不設任何辯護理由，新聞報導只要帶有機密資料，不論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一概罪犯國安。法網是否張得太大？
類似問題不必盡錄，最重要是國安法規必須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否則隨著香港國安法通過及實施，香港將走上不歸路，再無法重拾過往自由國際城市的璀璨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