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區代表高崗在新政協會議上講話。（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高崗是中共建政前後高級領導人之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與劉志丹一起在陝甘地區建立中共根據地，並擔任政委；後協助北上逃跑的毛澤東部在陝北站穩腳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後擔任西北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滿軍區司令、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等職務。
中共軍隊占領東北後，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他是當時六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四大要職的領導人，因此被稱為「東北王」。1949年9月，高崗任中共中央政府副主席，後又兼任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成為當時對毛的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
據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中披露，周恩來根據一封史達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給史達林的信，斷言是高崗向蘇聯透露中共有親蘇派和反蘇派等內幕消息，因此給高崗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
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來領導並號召揭批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高崗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
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即2月25日，周恩來做了總結發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給高崗定了性。周恩來還在發言中無限上綱，稱「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曾做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這句誅心之論最終置高崗於死地。
隨後，周恩來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進一步上綱上線，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企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周恩來隨後向毛、劉匯報，「經過黨的半年管教，高崗毫無悔悟，於8月17日自殺死去。」
高崗死後，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周恩來批示，高崗可以禮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那麼高崗究竟有沒有向蘇聯「告密」？他究竟是什麼原因被置於死地的呢？史達林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俄羅斯漢學家、曾在外交部工作的岡恰洛夫在其文章《毛澤東與史達林的對話：通過一個生命的稜鏡進行採訪的歷史》中，通過查閱蘇聯秘密檔案，以及對科瓦廖夫的採訪，並參閱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任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列多夫斯基的專著和中共專家的筆記，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科瓦廖夫，不僅是史達林的特使，也是蘇聯在東北的首席顧問，蘇聯著名的鐵路運輸專家，曾擔任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鐵道部部長。他1948年至1950年在中國。也因此，他知曉彼時史達林和毛澤東在一些敏感問題接觸上的一手信息。
岡察洛夫文中提到給他手稿資料的一個中共專家名叫李海文。她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接觸過最高級別的中共秘密檔案。此外，她還與擔任中蘇最高領導人會晤時的中方翻譯師哲關係密切，師哲與科瓦廖夫有著密切的接觸。
在文章中，岡察洛夫提到在1949年6月，排名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與史達林會晤。隨行的有時任東北最高領導人高崗和王稼祥。在會談中，高崗提議將其管轄的三個省份（黑龍江、遼寧、吉林，即滿洲里）併入蘇聯，成為蘇聯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包括後來廢除的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
此外，在會談中，劉少奇還正式撤回了此前毛提出的要求蘇聯向中共提供海空支援、以進攻並打敗臺灣國軍的要求。
高崗到底有沒有提過這樣令人大吃一驚的建議？文章提到中共專家們有不同看法。李海文在其手稿資料中稱岡察洛夫曾在1991年第6期《遠東問題》中回憶科瓦廖夫的文章中，提到從科瓦廖夫那裡得知，高崗親自向史達林提出關於將中國東北設為蘇聯第十七加盟共和國的問題。1992年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出版的《東歐中亞局勢》披露了本次採訪的節選。曾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長的龔育之看完這份材料後，給李海文打電話說，他認為科瓦廖夫的話比較準確。
1992年3月9日，李海文去拜訪了師哲，但師哲卻否認科瓦廖夫的說法。讀過劉少奇在蘇聯期間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的李海文，也的確未在電報中看到相關事情，所以就相信了師哲的話，並據此寫了一篇文章反駁。
這一年的夏天，岡察洛夫被調到俄駐北京大使館任政治事務顧問。1993年，李海文、岡察洛夫等人再次去拜訪師哲，師哲依然否認高崗有過這樣的提議。在離開師哲的公寓後，岡察洛夫說科瓦廖夫和師哲「相處的不太好」。
師哲斷然否認的理由是：一、科瓦廖夫沒有參加劉少奇與史達林的會面，因此他並不知曉會談內容。二、高崗「作為一個中國人，又是政治局委員，決不能公開或以其它方式建議將中國東北三省建立為蘇聯第十七共和國」。
師哲還舉例說，蘇軍在抗戰後期攻入中國東北，並將東北工業基地的設備拆除運回蘇聯，高崗對此很不滿意，並想將不滿之情告訴史達林，但劉少奇卻不同意。一個對蘇聯攫取東北工業設備都不滿的高崗，怎麼會提出讓東北成為蘇維埃第十七共和國的建議呢？
此外，師哲也否認了科瓦廖夫所說的劉少奇在會見史達林期間，正式撤回了毛提出的要求蘇聯向中共提供海空支援、以進攻並打敗臺灣國軍的要求。
此後，岡察洛夫對科瓦廖夫採訪的內容和李海文援引師哲看法的反駁文章，被廣泛引用。岡察洛夫遂寫了這篇文章，予以進一步佐證自己的看法。本篇重點關注高崗問題。
一、科瓦廖夫是否參加了劉少奇與史達林的會談
師哲對於自己所言「科瓦廖夫並未參加會談」的解釋如下：劉少奇去蘇聯的時候，科瓦廖夫也一同前往，並安排行程。經過七、八天後，劉少奇一行抵達了莫斯科。在第一次見史達林時，劉少奇讓科瓦廖夫一起前往克林姆林宮，但劉讓他等候在辦公室外。史達林知道科瓦廖夫在辦公室外，就派人叫他進來，詢問旅途情況等。科瓦廖夫回答完後，就離開了屋子。因此他對會談內容一無所知。
但岡察洛夫在通過對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期間與蘇聯主要高層接觸的情況梳理發現，科瓦廖夫全程參與了本輪會見，討論了所有關鍵問題。此外，2000年瀋志華教授主編的蘇聯檔案文獻第20卷出版，這其中就包含有關1949年6月28日與中國代表團談判的信息。據記載：在蘇聯的參加者中，科瓦廖夫隨中方代表團進入辦公室，並與中方代表一起離開辦公室。而中方的參與者並沒有提到師哲的名字。
1949年7月10日，史達林在其位於Kuntsevo的別墅中接待了中共代表團。次日，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劉少奇的中共官方傳記中，科瓦廖夫被提到是這次會議的參與者之一。
1949年7月27日和8月5日，史達林與劉少奇再次舉行會談。蘇聯與會者中，史達林提到了科瓦廖夫，中方參與者中提到了卡爾斯基（師哲在蘇聯的名字）。其他蘇聯與會者還有貝利亞、布爾加寧、馬林科夫、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他們比中國客人早15分鐘進入史達林辦公室，並在劉少奇一行離開後停留了15分鐘。
1949年8月12日，在沒有中方代表參加的會議中，科瓦廖夫是參會者之一。蘇聯人大概是在評估劉少奇訪蘇的成果。兩天後，劉少奇一行離開莫斯科，返回北京。
蘇聯檔案清楚的表明，科瓦廖夫全程參與了會晤，並非常瞭解會晤內容。
二、高崗是否提出讓東北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問題
師哲提到的蘇聯在戰後將日本打造的所有工業設備拆除並運回蘇聯，引起了高崗私下的不滿，應該是真實的。當時表示不滿，指責蘇聯違反國際法和雙邊協議義務的除了中華民國政府，還有蘇聯的「兒子」中共，但因為中共不能公開批評蘇聯和史達林，因此只能引用某些「民主黨派代表」的意見來掩飾自己的觀點。
不過，在劉少奇與史達林會晤時，劉提交的報告中卻對這些質疑蘇聯的人進行了批評，他的理由是：「關於蘇聯運走機器設備的問題，我們說它們是日本人的，蘇聯把它們當作建設社會主義的軍事戰利品，防止它們落入反動派手中，用它們來對付中國人民，這一切都是絕對正確的……」而高崗也是這份報告的起草者之一。顯然，他也不敢直接批評蘇聯和史達林。
據科瓦廖夫所說，高崗提議將中國東北的三個省變成第十七個蘇維埃共和國，認為這「將保護滿洲免受美國人的攻擊，並將其變成一個更可靠的基地，繼續向南進攻，最終擊敗蔣介石」。在他說完這個想法後，「……史達林站了起來，對坐在前排的高崗說：『張作霖同志！』」顯然，在場的所有人都對這樣的話感到震驚，因為張作霖是土匪出身，依靠日本人成為「東北王」並最終被他們所害。
曾在東北任職，與高崗關係極好的張明全將軍在1959年9月軍委批評高崗的會議中提到：高崗曾三次前往蘇聯，其中一次與劉少奇同行。回國後，高崗散步大量言論，稱史達林如何重視他，輕視劉少奇，史達林還說他是「東北的張作霖」。這進一步佐證了高崗的確給史達林提過將東三省併入蘇聯的建議。
三、東北懸掛史達林像，沒有毛像
科瓦廖夫還告訴岡察洛夫一件事：「1949年9月，一個由香港百萬富翁（其中有程嘉庚）組成的代表團來拜訪毛，並請求允許去滿洲旅行。毛同意了，旅行結束後，百萬富翁們回來報告了他們的感想。他們普遍喜歡滿洲，說那裡有秩序，不像國民黨控制的南方那樣混亂。但他們還表示，滿洲雖然有秩序，但那裡的一切感覺不太像中國，而是像他們的鄰居。最讓他們吃驚的是，他們在東北沒有看到毛澤東的肖像，只看到史達林的畫像。毛聽後勃然大怒，當天就召見高崗參加會議。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唯一的議題就是『肖像問題』。」
的確，當時在東北所有機關、企業、建築物外牆都掛著史達林的肖像，而毛的畫像很難看到。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來在1948年底，一批蘇聯記錄片製片人來到東北奉天（即瀋陽），對於中共上臺後沒有懸掛史達林畫像表示失望。因此高崗下令製作肖像畫，並在奉天和滿洲其它城市的建築物上懸掛。至於為何沒有同時懸掛毛的畫像，或許是因為高崗內心對毛有所不滿。
科瓦廖夫說，中共政治局會議開到凌晨4點左右，隨後高崗就來找他，並告訴他會議上發生的事情。在會議上，劉少奇第一個發言，嚴厲批評了高崗，並將高崗在莫斯科提出的讓滿洲成為第十七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建議與不懸掛毛像關聯在一起。
隨後，周恩來也批評高崗將滿洲交給蘇聯的所為是「背叛」，他還建議將高崗從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委員會中一併開除。自認為與周恩來是好朋友的高崗似乎很難過，因為他沒想到周恩來會如此落井下石。而毛沒有發表個人意見，只是投票贊成譴責「高崗路線」並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拆除史達林肖像的決議。
高崗離開後，科瓦廖夫無法再繼續入睡，心情也很糟糕，遂緊急向莫斯科匯報。
不過，第二天，劉少奇等人專程來找科瓦廖夫，向他解釋了肖像問題，稱是因為質量不佳，所以才準備將史達林的畫像移除，但蘇聯軍事機構、蘇中混合機構、中共黨委和共青團委員會中的史達林肖像不會被移除。
讓科瓦廖夫驚訝的是，第二天史達林在回電中，表示支持毛、劉，並譴責高崗。科瓦廖夫明白，這是史達林拋棄忠於自己的高崗了，因為在史達林看來，人只是政治遊戲中的手段，他與毛的良好關係對自己來說更為重要。
科瓦廖夫拿著電報去找毛時，只讀了電文的前半部分，沒有讀後邊史達林譴責高崗的部分。但不知誰走漏了風聲，史達林來電詢問，科瓦廖夫只得再次將全文給毛看，毛感到非常高興。
另據蘇聯解密檔案記述：「1949年10月11日，史達林通知科瓦廖夫：在陳列列寧、史達林肖像的問題上，高崗同志是錯誤的，而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則無疑是正確的。……關於中國的民主黨派問題和需要考慮領導人的問題，高崗同志也是錯誤的，而周恩來、劉少奇同志無疑是正確的。……史達林強調，總的來說，我必須說，中國的列寧和史達林的肖像越少越好。」
蘇聯解密檔案中也有科瓦廖夫就上述問題致史達林的電報內容，其中提到毛說「現在還不是廣泛懸掛列寧、史達林肖像的時候，因為它們的廣泛使用是反動分子用來對付我們的」。但檔案中沒有提到政治局會議，也沒有提到威脅要把高崗趕出中共中央的內容。
岡察洛夫個人認為東北確實出現了肖像懸掛問題，但他很難想像一個蘇聯代表為何敢不完全執行史達林的指示，而且他覺得科瓦廖夫在採訪中誇大了中共對高崗的批評，或許這是他受到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宣傳影響，試圖將高崗描繪成由於與蘇聯關係密切而被「毛派」摧毀的「健康力量」的領導人之一。
毛訪蘇史達林出賣高崗
1949年12月，掌握政權後的毛第一次訪問蘇聯。科瓦廖夫在採訪中告訴岡察洛夫：「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給了高崗最後的致命打擊。在訪問的前一天，我為史達林撰寫了一份關於中國情況的詳細報告，並在火車上完成。在報告中，我比較了毛等人在內外政策上的行動與史達林的建議。我對中共領導人（註：指劉少奇、薄一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1950年2月，在毛從莫斯科回北京之前，科瓦廖夫得知史達林將自己寫的報告和其它密件交給了毛，其中也包括對中共中央的批評內容。此外，史達林還親自將有關高崗的文件交給了毛。後來蘇共另外一個領導人米高揚也證實確有其事。
科瓦廖夫在1967年7月接受岡察洛夫採訪時，依然無法理解為何史達林要如此出賣高崗，而這也是高崗後來遭到迫害的原因之一。而據師哲的回憶，史達林將科瓦廖夫的報告交給毛，是為了加強相互的信任，因為毛對身為鐵路專家的科瓦廖夫並不滿意。而毛對該報告持否定態度，並懷疑該文件的材料是中共領導層「某人」提供的，而這個「某人」大概率是高崗。
岡察洛夫認為，高崗是科瓦廖夫的消息來源，毛也知道高崗至少從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訪問莫斯科以來一直在向蘇聯方面提供機密材料，毛對此似乎並不在意。上個世紀50年代初，毛公開支持高崗對劉少奇、薄一波的批評，任命高崗擔任越來越重要的職務。只是當高崗危及自己的地位時，毛才決定對高崗出手。
1952年，高崗對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十分不滿，因此決意「拉攏」一些人與之對抗，高崗企圖「拉攏」的人中就有鄧小平。而鄧選擇向毛告密。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的提出黨記憶體在小組織活動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由劉少奇做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報告，不點名批評了高、饒。此時的高、饒已然失去自由，連列席旁聽的資格都沒有了。
1954年高崗被批後，兩度自殺並最終結束了生命。
另據2015年出版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作者、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透露，劉少奇和高崗生前曾向史達林遞送情報，其後高崗被史達林出賣給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史達林傳送過重要情報，並因此得到了100萬美元的撥款。在潘佐夫看來，毛是20世紀「最血腥的專制者之一」。
中共篡政初期又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被揭開，正如潘佐夫所言：「只要共產國際受莫斯科控制，他們都是莫斯科的特務，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是莫斯科在中國的代理人。」的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