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大陸高考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的前後，因為之前十年間的改革開放及意識形態寬鬆，湧現了大批敢於批判時局與時政的知識分子。中國社會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之後，推動了一段時間的改革開放，知識階層受到新觀念的衝擊，形成了一股十分活躍的思想及觀念自由化氣氛。
六四事件充分說明了這個現象，北京的大學生首先透過悼念胡耀邦，來證明他們的眼界及思想已經不再受中共的政治宣傳及意識形態管控限制；大量在大專學院任職的教師當年也敢於聲援學生，支持學生的做法，這說明了當時還有不少生活漸趨安穩的知識分子仍然抱有社會承擔；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甚至普通工人擁到天安門廣場支持學生或者參與抗爭，也說明了大陸人民的思想漸趨開放。
六四事件被鎮壓下來之後，學生領袖及少數積極參與的大專院校老師被追捕，甚至被收監，有一些就流亡海外。中共跟着便加強了對大專院校的意識形態控制及政治思想教育。入學的新生都要強制接受軍事培訓，都要修讀社會主義課程及馬列毛思想，這一點很多人都比較清楚。
另一個方面，中共也加強了對大專院校教職員的打壓及思通控制，就算不被拘捕，沒有因為六四事件背黑鍋的，如果想保住崗位，就要調整姿態，要與政權合作。中共在大專院校一直設有黨委書記，因為校長不一定是黨員，就算在六四事件之前，實質上都是黨領導學校。這種領導當然曾經隨着政策的放鬆而變得較為寬鬆。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便強化了各所大專院校的黨委書記角色，大學校長及大學管理層只能進一步向黨讓權。敢於抱有異見的知識分子，就再沒有多少發表異想的空間了，如果稍有異動，或者被認為對黨有異心，除了升遷及轉職無望之外，甚至連崗位都可能不保。
除了這種有形及無形的施壓，中共也加強了對大專院校教職員的籠絡。特別是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掀起另一波改革浪潮之後，政府的財政較為寬鬆，入讀大專的學生人數也增加，中共對大專院校的撥款也水漲船高，有一段時間甚至資助大學教職員買樓買車。在廣州有一所著名大學新校園區附近，就有一個私人發展的小區。十多年前去到，發現已經落成好幾年的多層大樓晚間燈火零星，後來才知道很多業主都是獲得資助買第二套房的大學教職員，反正有優惠不需要執輸，拿了資助買了第二套房之後，等升值再算就是了，不一定需要搬進去，結果是入住的比例不高。
政府又對重點大學提供各種資助及土地，除了建設校園，往往還可以利用政府的撥地興建為教職員而設的居所， 以極為優惠的價錢售予合資格教職員，無形中大幅度增加了他們的收入與財富。在南京市北郊新開發區的南京大學新校園對面，就有一個融合了多層大廈及洋房的小區，原來那幅地也是政府撥給南京大學的。當年南京大學校長把那一個地段劃為興建後，以大幅度低於市場價格賣給教職員的房屋，還說「是時候為大學的教職員累積點財富了。」
政府又鼓勵大專院校用各種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地創造收入，學院與私人企業合作的空間變得更闊。自由言論及思想空間被收緊，但創造財富的空間卻越來越寬闊，讓大專院校可以從市場中取得更多的資源。與私人企業的合作也令大專院校的老師有更多專職以外的額外收入。學院如果在創造收入方面有成果，還可以以分紅的形式來攤派給教職員。10多年前，認識一對夫婦都在山東某大學教書的朋友，他們說新年過後獲得分發之前一年的分紅，兩夫婦合共取得近二百萬的現金攤派。我不能準確判斷這說法有沒有誇張，但兩人確是買車買樓，還為自己的孩子買定結婚的新居，這些倒是眼見的事實。
後來因為經濟增長放緩，大量畢業生未必能夠即時找到工作，中共便大幅度擴大研究生招生的名額。這做法減低了年輕人的失業率，從而降低了政府承受的壓力。很多大學老師也會盡收其名下可以收錄的研究生配額，因為每收錄一名研究生，就有額外的現金津貼，變相成為大學教職員獲取額外收入的渠道。至於收錄的研究生是否合水平，已經變得再無關痛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數字：去年六月底，有接近一千萬大學生本科畢業離開各所大專院校，但其中有超過240萬在八月底前獲得取錄成為研究生，即是每四人就有一人升讀研究院。這樣的研究生人數及比例，比能夠在去年八月底前找到工作上崗的本科畢業生數字還要高。這個數字及比例可以說是十分荒謬。如此下去，中國可能很快就會成為具有研究學位最高比例的國家了。
問題是具有研究生資歷的人多了，大學教職員的收入及財富膨脹了，但具有批判精神，具有社會承擔的知識分子卻好像越來越少了。這個情況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與進步，顯然是完全沒有好處的，但這卻是中共政權最希望見到的結果。社會越是停滯倒退，對極權封建的政治集團才最有利。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為何獨立於政治權勢之外的知識分子零星落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