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曾親手給榮高棠扣上叛徒帽子。（網絡圖片）
在中國體育界，提到榮高棠的名字，很多人並不陌生。他曾經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協助賀龍工作，推動了中國體育的發展，尤其是乒乓球運動。2006年去世。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為中共效力，並獲得國際讚譽的體壇名人，卻依舊沒有躲過文革的迫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而將「叛徒」的帽子扣在他頭上的正是他的孩子稱為「大樂爸」的中共前總理周恩來。
透露這一信息的是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張執一，根據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簡報，張在發言中稱對周恩來「不能神化」，「他也作了許多違心的事」，他最熟悉的錢瑛、榮高棠，錢的拘捕是周批示的，榮的叛徒帽子也是周給戴上的。周為何要給榮戴上這頂帽子？
周家與榮家的關係
畢業於清華大學外語系的榮高棠，1936年加入中共，主要負責向青年宣傳馬列主義，領導左翼青年反抗國民政府的運動。1941年6月，榮高棠從川康特委調到南方局工作，住在重慶紅岩村，而對門住的正是周恩來、鄧穎超。
根據榮的回憶文章，當時，榮高棠和妻子管平的第一個兒子還不到一歲，沒有孩子的鄧穎超「幾乎天天過來看他、抱他、逗他玩，十分疼愛」，而孩子也是一逗就樂呵呵地笑。當鄧穎超知道孩子還沒有起名字，就說就叫「小樂天」吧！而她自稱是「大樂天」。除了鄧穎超，周恩來閒暇時也常過來抱抱孩子。
曾經有一張鄧穎超抱著小樂天的照片，旁邊是自稱「賽樂天」的周恩來的打油詩：大樂天抱小樂天，嘻嘻哈哈樂一天；一天不見小樂天，一天想煞大樂天。
1941年底，榮家又添了一個女兒，鄧穎超說就叫「樂天妹吧」，後來女孩的名字就叫「樂妹」。因為孩子的緣故，兩家來往的更頻繁了。1945年底，榮高棠奉調離開了南方局，但仍與鄧穎超保持著聯繫，榮的孩子始終稱鄧穎超為「大樂媽」，稱周恩來為「大樂爸」。其中的往來應該可以想見，而在交往中，周恩來不難知曉榮高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榮高棠被打倒
1949年10月，中共竊取政權後，擅長滑冰、打乒乓球的榮高棠被任命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負責中共對體育界的領導。1952年率團赴芬蘭赫爾辛基參加第15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年擔任國家體委秘書長，1954年任副主任，實際負責國家體委工作，而跟隨毛進行暴力革命的賀龍時任體委主任。
按照中共媒體文革後的報導，榮高棠在任體委副主任期間，「與教練員、運動員打成一片，把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訓練、比賽中去，在全隊樹起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團結拚搏，奮鬥不懈的風範，成為體育隊伍的優良傳統。」與之相對照且非常諷刺的是，中共在文革期間對其的定性。
1966年，毛旨在清除劉少奇、鄧小平等「身邊的赫魯曉夫」的文革爆發後，賀龍也遭到了毛的猜忌，原因是其與劉、鄧、彭真、羅瑞卿等關係過於親密，而且拒絕批劉、鄧。另外有人曾向毛密報，賀龍有一支精緻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也帶在身邊。毛是以在與賀龍見面時心有忌憚，但據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暉的回憶錄記載，這把小手槍早已被鏽蝕，無法使用了。
大概是為打倒賀龍做鋪墊，在體委作為其副手的榮高棠率先成為了靶子，被打成了「反革命」。根據1966年12月乒乓班《赤心》戰鬥小組寫的「揭批」文章，榮高棠主抓的乒乓球隊有如下罪狀：
一、不吃窩窩頭，不吃肥肉。二、比賽時吃補藥（蜂皇精、人參精等）。三、困難時期走後門神通廣大，買電視機、自行車、香菸，應有盡有。四、熱衷於結交「社會名流：名演員、歌唱家、作家等」。五、看戲要坐好位，沒車送不去。六、看病要名醫（有的專門去鞍鋼溫泉治療）。七、勞動時，畫餅充飢，舉行象徵性「精神會餐」。八、勞動回來，當天就去吃烤鴨。九、用國家乒乓隊頭銜，去信上海服裝店，特定做衣服。十、在國內、外出比賽坐飛機。十一、出國坐飛機怕死，有的人竟留遺書。十二、出國還有挑地方的，去亞洲怕苦，去非洲怕熱，最喜歡去日本、德國等「繁榮」的資本主義國家去。十三、不願下基層表演。
文章稱，這些材料只是「乒乓球球隊的內幕，才掀起一角。這些材料，和榮高棠十幾年來在全國體育界所犯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相比，還只是滄海一粟。」「乒乓球隊是榮高棠引以為榮的一面『紅旗』，紅旗尚且如此，那末其他的體育單位和運動隊，又是什麼樣的光景呢？」
另有北京體院運動系《紅旗公社》乒乓造反大隊和中國人民無線電俱樂部《長征》小分隊的批判文章，稱榮高棠是「資產階級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們表面是人，暗中是鬼」。
周恩來等人的落井下石
或許已經意識到了毛發動文革的真正意圖，為了自保，撇清自己與榮高棠的關係，周恩來、陳毅、賀龍等於1966年12月24日召開的「全國體育界鬥爭榮高棠大會」上分別發言。
周恩來在講話中先是稱讚大會開得好，然後檢討自己被榮的公開表現矇蔽了雙眼，「不能看得深、看得透」，「不曉得成績的後頭，卻潛伏著這樣深的修正主義的根子、資本主義的根子」；隨後又吹捧了毛和林彪，並將矛頭指向榮高棠的問題，說他「完全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一點共產黨員的味兒也沒有」，「滑頭滑腦」，是「兩面派」，「他是彭真型的人！不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靈魂深處，而且在歷史上，我們現在正在審查彭真入獄經過的那一段歷史。同樣的，榮高棠也有這樣的經過，也值得審查。」云云。
賀龍在講話中則稱擁護周恩來的講話，說自己並不知道榮高棠的問題，因為他「看不起我們這些老粗的」，他隨後大讚毛發動的文革，稱大家對榮「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一系列罪惡言行，進行了嚴肅的鬥爭，形勢好得很！」並指榮「欺上瞞下，陽奉陰違，投機取巧，把持國內權威，搞宗派活動，大搞物質刺激，錦標主義，販賣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貨色」，隨後進行了自我檢討。
有周恩來、賀龍等人的緊跟毛意，落井下石，榮高棠文革中的命運可想而知。他不僅被關押8年，還流放4年，備受虐待折磨。而原本對文革有牴觸情緒的體育界人士，在周恩來等人的表態後，也被迫「轉彎子」，紛紛「幡然悔悟」，決心「站到毛革命路線一邊」。
批榮引向批賀龍
1967年初，前世界冠軍莊則棟貼出《我造反了》的大字報，檢查了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制和矇蔽，「保榮高棠」的錯誤，決心回到毛的革命路線上來。乒乓球冠軍徐寅生也做了同樣的表態。
同年6月6日，江蘇省體育戰線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等群眾組織在南京召開了「控訴鬥爭榮高棠大會」，前世界冠軍林慧卿在大會上作了長篇「控訴」發言。
6月10日，江蘇省體育戰線聯合會主辦的《體育戰線》報第十期發表了徐寅生在批判榮高棠大會上控訴賀龍、榮高棠這個「賀榮修集團」的長篇發言和沉痛檢討。
9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
在毛、周的號召和部署下，體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動起來抓「大方向」，批判賀龍、榮高棠等人。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命令》（時稱「五一二命令」），宣布：「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體育俱樂部系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等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特決定全國體育系統全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接管」。
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針對一個專業系統發出這樣嚴厲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國際體育史上當然更是史無前例。後來有文章稱「五一二命令」的發布使這個月成為「體育系統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
顯然，賀龍向毛的表忠並沒有讓他擺脫厄運，賀龍最終還是被打倒，而且他也被所信任的周恩來所出賣。1968年2月起，賀龍成為被排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之後被打倒的第五個人物。1969年1月，賀龍在被監視居住中慘死。
榮高棠的痛苦與中國體育界的災難
在榮高棠被關押和被折磨期間，其最大的悲哀是他的長子榮樂天的離世。據其書中回憶，1972年，榮樂天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口中吐血，危在旦夕。自覺時日不多的他急切地想見父親一面。因榮高棠還在被關押，其妻子管平就託人找到了鄧穎超，最終榮高棠被特批見兒子一面。
當榮高棠來到病床前，兒子已處於彌留之際，見到父親，幾乎已說不出話，只是淚流滿面，艱難而急促地喘息。最終父子陰陽兩隔。兒子剛一嚥氣，榮高棠又被送回了關押地，他「久久地沉浸在悲哀中」。而他在文革被「平反」後卻依然表明相信中共，只能說是另一種悲哀。
在榮高棠、賀龍被打倒後，中國體育界先後有多人自殺。中國乒乓球第一個全國冠軍、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北京乒乓球隊總教練姜永寧，中國乒乓球第一個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中國乒乓球隊女隊教練容國團，乒乓球隊男隊教練傅其芳等，均不堪迫害自殺。
周冷酷無情並非個案
如果有人以為周恩來在榮高棠、賀龍被打倒之事上只是不得已，只是個案，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真實的周恩來為了自保，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賣任何人」，無論是他的戰友、同事，還是他的「乾女兒」、警衛，乃至至親，這其中有劉少奇、彭真、朱德、孫維世、自己的弟弟周同宇、貼身警衛長成元功等。
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銘在1994年發表的《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中就提到：「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而這正是周為人究竟如何的明證。至於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護的，並非周有什麼善心。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也透露，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實際掌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周恩來的手。在專案審查的問題上，周除了抓總以外，還掛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專案，如彭德懷專案、賀龍專案等。高曾接觸過其中的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寫了大段的口氣極嚴厲的批語。
高文謙表示，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也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本人又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與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關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地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
還原「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周恩來在文革中「忍辱負重」保護了不少人的假面目。說到底，周恩來也不過是毛手中的一根打人的棍子，決定其的不是人性而是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