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從AFPTV視頻片段中截取的畫面顯示，2022年11月28日，警察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街道上拘留了一個人（圖片來源：MATTHEW WALSH/AFPTV/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12月4日訊】歪腦編者按：2022年11月24日，疫情封控中的烏魯木齊吉祥小區發生大火，官方稱10人遇難。此後數日，上海、北京、成都、廣州等多個城市的民眾自發聚集祭奠死者，並表達對新冠清零政策不滿和其他政治訴求，爆發抗議。本文作者林敘緒身在現場，她以此自述文章回顧一年前的記憶。
其實，我不是真的要寫信給你，我只是需要想像你就坐在我對面，這樣我才能稍微安心一點，然後大膽地講出這一切。
回憶那一夜，其實是痛苦的。我曾想過很多次，我要寫下來，但一開始不敢寫，現在則是記憶模糊了。我懷念那些當時因恐懼而被迫刪除的照片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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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們在你家吃飯。記憶中的一個點是那天的飯很難吃。北京持續封控，我們已無從判斷哪裡的餐館還開著門，外賣也點不到，配送要等上一兩個小時，只好讓還在路上的朋友Y隨便帶點吃的，只要他能找到開門的餐館。結果，他帶來了兩大盒沙縣蒸餃。端上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笑了。
那天我們的相聚當然不是為了吃一頓飯。前一晚，從南京到上海都爆發了不小規模的抗議。南京傳媒學院的學生舉著白紙站出來，為新疆的同胞默哀。從那些視頻碎片裡，看到學生們與校長談判，提出「事後不要追究任何人責任」的要求。有媒體前輩說，如果這些學生因此受到了傷害，希望以後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大家能幫一把。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很想哭。我曾經是學生，我曾經感受過那種怕得要死的生活——怕被舉報、被叫去談話、怕無法畢業，怕因此失掉進入這個行業的機會。我如今不是學生了，沒有什麼軟肋再被人拿捏，但最終首先站出來的，還是那群什麼都沒有的學生。
那天晚上，Y在朋友圈發了一個定位：烏魯木齊駐京辦，他說自己會出現在那裡。
坦白來講，我不是一開始就果決地要去現場的。在這之前的一個月，我剛剛定下一個新的人生計畫，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把日子過下去。我必須承認，有那麼一些時刻，我一直在不斷地說服我自己，「只是散散步，不會怎麼樣吧」，「要是遇見警察，我只是個路過的，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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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們還有聊什麼嗎？我不記得了。然後我就出門了，出門前，我在你家拿了一件羽絨服。
我們到的很早，先是去了黎巴嫩大使館附近，卻發現已停了警車。我們嚇得趕快讓司機把車繼續往前開。天氣很冷，亮馬河邊散步的人也很少，但很快我就發現有一些年輕人，在跟我們一樣來回踱步，我和其中一群人對上了眼神，然後問了一句：「你們是來散步的嗎？」，對方說是，我們就一起在河邊走起來。
我們過去在河邊散過好多次步。那還是2021年，亮馬河使館區的河段剛剛修好，官方試圖把它打造成一個美麗的、拿得出手的名片，我們在一個白色的棚子底下喝酒度過了那一年的中秋節。到了2022年，這裡突然火了，因為封控而無處可去的人們湧來河邊，划槳板、游泳、散步。
大約快晚上八點，有幾個年輕人抱著花放在了一張公用的長凳上，馬上就過來兩個穿著制服的人，說這裡不能聚集。我們又去了河對面。在那間非常富麗堂皇的酒店前，沿著河道停下來，放下花和蠟燭，酒店安保人員就來了，說不允許我們點火燃蠟燭。那時候，全部的人已經擠在了這條狹小的河邊步道上。
我不用說你也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個國家的警察總會第一時間趕到。一個年輕的警察試圖讓我們疏散開來。理由無非就是那些，疫情啦，不讓聚集啦。有人說，「那我們就像做核酸一樣，間隔一米，排隊悼念」，於是真的有人自發開始維持場秩序，人們站成三排，保持間距。
其實我們彼此心知肚明，排成什麼樣有什麼關係呢，不讓我們聚集在一起才是真的。
那位警察一直說理解我們的心情，但仍然不讓我們在這裡。很多人明顯壓著非常多的憤怒，有人問那個同樣年輕的警察：「知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聚集在這裡？」，「知不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那位警察說他不知道，人群裡傳來不可置信的聲音，「他不知道！」但我其實很不願意見到這一幕，不希望另外一個普通人來承受我們的怒氣。
後來人越來多，警車和警察也越來越多了，他們把河的兩端圍了起來。那是整個晚上最「輕鬆」的一段時間，為了悼念，我們唱起歌來，有人提議為死亡的同胞唱一首歌，我們唱了《送別》。後來又陸陸續續唱了《國際歌》和《國歌》。我唱得很大聲，很久沒有辦法在KTV唱歌了，那就在街頭唱歌吧。
我們也嘗試了喊話。理所當然地遭受了勸阻：不能喊過激的話語。於是不知是誰帶頭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喊起「好好好好好好」，「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我要做核酸」。荒誕消解掉了很多悲傷的情緒。
一個女聲從很遠的另外一邊傳來，她說，我是新疆人，謝謝你們。我在心底想，是我們對不起新疆人。還有一個大哥站在河對岸喊話：你們讓我覺得北京有了希望。我後來看到一些媒體從河對岸拍的照片，人群和手機燈光在河裡映出倒影，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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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個同行的朋友被警察拍了照，她得先離開，我和她走出河道，又回到橋上，發現那裡已經停滿了警車。
我應該和她離開嗎？那天晚上實在有太多這樣「是走還是留」的時刻，我決定繼續留在現場。
越來越多的人從河道裡出來。橋上的警察不斷提醒人群不要在橋上聚集。那個時刻，我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句，既然不讓我們在這裡停留，我們就走起來吧。
然後又有一個女聲出現了，「有沒有人跟我一起走！」於是，人群再次聚集在一起了。我們走了起來。那是那天晚上遊行的開端。
外國記者們湧過來了，那些記者扛著攝像機，在街頭採訪。一個女記者攔住我，她的翻譯問我們為什麼要上街，問我們的訴求是什麼？我答了些什麼呢？我完全不記得了。
我不知道如何講我的訴求。對於生活在此地的人們來說，訴求是一個太陌生又太危險的詞語。它不出現在餐桌上，不出現在課堂談論裡，不出現在街頭標語裡，更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訴求是什麼。我也不敢講出我的訴求是什麼。
在鏡頭面前我感到非常難堪，非常羞愧。一方面，我們站上了街，卻不知道如何講出我們的訴求，這真可笑啊，我腦子裡想起香港的青年和泰國的青年，在所有的地區的抗議者中，恐怕我們是最沒用的一群人。另外一方面，在我自己的職業生涯裡，我從來沒有問過這樣直接的問題。我也沒有面對過這麼直接的新聞現場。我們以前經歷的那些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我就從鏡頭面前逃走了。
我從第一排逃到了第二排，然後又故意走得很慢，又往後逃了一點點。身邊的女生察覺到我的緊張。她安慰我：不要緊的。
沒走幾步，人群停下來開始喊口號。那些口號算是我們的訴求嗎？「新疆的同胞不應該被忘記！」「貴州的同胞不應該被忘記！」
一個年輕的女孩找出來四通橋的標語，帶頭喊了起來：「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獨裁要民主……」一個月前，四通橋的抗議剛剛發生時，許多朋友在聚會時說，如今的環境令人最絕望的一點是，橋上這樣的事情除了送人頭毫無意義。我那時候也點頭附和。但一個月之後的這個夜晚，當四通橋上的標語被這麼多人喊出來，飄蕩在北京的夜晚。我明白了，這些就是意義所在啊。一切都會有迴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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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新源街一直走到新源南路。一個外國攝影師爬上了電線桿子拍我們，站在人群裡的同行說，「中國記者把自己獻祭出去，讓外國記者拿荷賽（世界新聞攝影獎）。」然後我們全都笑了起來。
為什麼我們不在電線桿子上呢？為什麼我們只能站在人群裡？這好像就是我們這一年的處境，我們不再是旁觀者，從前習得的職業經驗也不太起作用了，什麼要抽離出來，不要和採訪對象貼得太近。可是究竟要怎麼抽離呢，生活在此地，人人共享同一份痛苦。
這一年我進行了從未有過的頻繁的私人書寫，偶爾想起來的時候也覺得很羞愧，怎麼就開始寫自己的這些破事。但每次文章發出來，發現這些原本屬於私人的小小的痛苦，竟然在評論區獲得這麼多共鳴。
如果有得選，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爬上那個電線桿。
那一晚，警察在每一個路口都設置了警戒線，然後我們就用手抬起警戒線繼續往前走。
人越來越多，口號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路邊的小區居民也下樓來圍觀，一個年邁的阿姨在街頭髮表了演講，她說「人人都是受害者，那個獨裁者也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在她的背後，有人開始高喊，釋放彭載舟！
後來警察越來越多了，準確來說是便衣，很好認，全都戴著N95口罩。在某一個路口，他們強迫所有人掉頭，在所有的路口，他們強迫人做出選擇：你要從這個路口出去，還是要繼續留在遊行的隊伍裡。
前一晚上海的經驗在網際網路上流傳，大家互相轉告著，不要走散，一定要一起回家。可是我無比絕望地想，在遊行現場，一定會有人留到最後，一定會有人最後才回家啊。
那段路上，身邊有人和警察差點起了衝突，一個警察攬過那個小夥子的肩膀，說我們去一邊聊，所有人就一起圍上去想跟那個男生站在一起，但我從那個警察的眼神裡感覺到另外一層意思，他不想矛盾激化，然後事情變得不可挽回。後來也不知道怎麼的，現場的人們一邊往回走，一邊高喊「人民警察保護人民」，當時喊出那些話的人們，恐怕並沒有預想到，不久之後，大家會再次、徹底地和這些「人民公僕「站在對立的位置上。
那段路之後，不斷有朋友給我發消息，她們正在趕來的路上。
由於跟我作伴的朋友腿腳不好，她得先回家。在那個時刻，我再次面臨「是走是留」，其實我最好的選擇是跟她走，我沒有有效期的核酸證明，無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我可能回不了家。
但我還是留下來了，老實講，就是不太想離開。送朋友上車之後，我一個人漫無目的走著，想要去人多點的地方，然後我看見很多量空的大巴車駛過來，前一晚的上海經驗已經讓我們知道那就是警車。
我繞路走回了亮馬橋，快走到時，我又聽見了很多人的聲音，原來後面趕來的年輕人又在橋上進行了第二波抗議，但他們被分開了，間隔著馬路。車輛來來往往，一輛橙色的車開過去好幾次，車載音響很大聲地在播放《國際歌》，過往的車輛也不斷鳴笛。
警察已經把現場圍起來了，不允許再有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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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幾點了，手機上不斷有新的消息，有一條是「催淚彈和警察正在往三環方向去」。其實這條消息現在看起來也沒什麼，可是在那個夜晚，我太害怕了，我終於決定離開，我掃了一輛共享自行車，走的時候是逆行，一個警察還問我去那兒，然後給我指了個方向，也許還挪開了他的警戒線？我聽見他說，「你快點走」，然後我就走了。
我最終決定回你家，推開門的時候你一個人沉默地坐在客廳，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因為害怕，我一路上都在跟另外一個朋友連線。到家之後，我們沒說幾句話，我在你家的沙發上睡下了。
事情結束了嗎。第二天，我離開你家，快到地鐵站的時候，我在地上看見一張紙，有人用膠布貼著，上面寫著很多城市的名字，以及「我們和中國行動者站在一起」。我感到雀躍。
那之後的生活好像沒有變化，我依然靠著健康寶截圖混上地鐵。好幾年了，我每天都關注消失的歌手和消失的文章，憤怒於公共空間的不可言說。我做過一個設想，會不會有一天，人們只是因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驅逐在集體之外，比如無法享受公共資源，無法坐高鐵，不能被招聘，被排除在社會秩序之外。春節前那個時刻，我突然反應過來，我們現在過得可不就是一種被驅逐的生活嗎。甚至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你就是無法自由乘坐公共交通，也不能去公共場合。
然後我們就接到了那些電話。來自各個轄區派出所的電話：27號晚上你在哪裡，你和那些人在一起，你干了什麼，你有沒有在現場。
幾乎每隔幾個小時，我就和去過現場的朋友們通一下消息，我們試圖串聯起一套假的話術，但我們真的很不會撒謊，我們習慣了記住每一個現場。剛當記者時，有前輩教我，把自己變成一臺錄像機，要錄下現場看見的一切事情，更要打開自己的所有感官，去聞現場的味道，去聽現場的聲音，更何況是那樣的一個珍貴的夜晚。我們組織了半天，也組織不出來一套話術來應付警察，然後我們達成了共識，彼此不要講出彼此的名字，其它的自己隨便編造，自求多福。
我的電話是在第三天深夜來臨的（我後來才知道警察早在兩個白天就上門來找過我，只是我白天都不在家），我沒有接電話，看著電話一直在響，直到它自己挂斷，然後新的號碼打進來。儘管我感覺自己好像已經做好了準備來面對警察，但其實是沒有的，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很快。
我決定先刪掉手機裡的幾張照片，還有保存的許多其它地方的視頻，又刪掉了許多聊天記錄，後來乾脆開始刪好友。
那時候其實已經很晚了，我強迫自己入睡，第二天再來面對警察。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看見警察又打了一個電話，但我還是沒有接，我不是在逃避，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只是想睡飽，我想到那些進去了很長時候沒有出來的朋友，在想如果萬一到那個地步，不能睡覺，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要睡飽。
我後來看見那封「德黑蘭獄中來信」，作者說入獄之前她才去淘了幾張唱片，她非常割捨不下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我非常有同感。我想我現在可真是嬌氣地很，我需要新鮮牛奶和水果，如果真的萬一進了看守所，我會很絕望的。
我一直睡到中午，也不知道怎麼還能睡得著，然後我終於準備好起床，面對這一切。果然沒過多久我又接到了電話，對方讓我去某派出所。
那天很冷，出門前我交代了一下工作。我沒有導航，我以為我能找到那個派出所，但我走岔了路，走了半個多小時，感到有點累，想去街邊隨便找點吃的，但我沒有核酸證明，北京也還沒有解除堂食禁令。我算是吃不上去派出所之前的這頓飯了。
我磨蹭了這麼久。但怎麼也沒想到，因為那時體制內還在執行「防疫至上」的命令，沒有口罩和核酸證明的我，進不去派出所的大門，警察搬來椅子在胡同口給我做了筆錄。於是這件事暫時就這麼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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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好像就放開了對吧。奇蹟般的。竟然真的放開了。
突然不需要做核酸了，人們到處轉發各地拆除核酸亭的照片，突然之間，好像三年來的壓抑和怒火都不知道該朝誰發了，我們這三年到底算什麼呢，說把人關起來就關起來，說放開就放開。
整個城市又跟死寂一般了，這次是真的毫無活力了，人們不是躺在床上就是湧去醫院。我每天躺在床上，一週也沒出門，我看著窗戶外面平時擁堵的環路一輛車也沒有，偶爾有幾輛救護車呼嘯而過。
壞消息是聖誕節前傳開的。北京的記者被抓走了。但好奇怪，我們這個行業，一點聲響也沒有，甚至是聽說在有同行提出要關注這件事的時候，竟然有其他的同行跳出來說「有沒有可能不關注才是保護呢？」
這真的是我們日常的邏輯嗎，在做報導時，我們不是一直喊著關注才是力量嗎，怎麼到了記者被抓走，就變成了「不關注才是保護」呢。我無意苛責誰，也知道到這個地步，很多人都會下意識地緘口不言。
我真的很害怕被抓的人又被遺忘。或者說我投射了我自己的意識，我很怕我被抓走了，然後朋友們忘了我。那天晚上我們聊起這件事，結果你說你之前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進去了，你希望你的朋友們繼續開心生活，比如去你最喜歡的餐廳一起吃飯。
我幻想過有沒有可能大家再次站出來聲援一下我們的同行，我也幻想過如果去過現場的每個人都認罪，那就相當於人人無罪。但我也知道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已經在準備回到正軌了，不會再願意回頭去拉拉誰。而那樣的夜晚也只會有一次。
這些年我認識的朋友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擁有公民精神的，Ta們善良，勇敢，有自己熱愛的事情，真正關心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會在很多小事上爭取自由和平等。還有一類朋友，是你見第一面就知道，Ta們如此決絕，很可能為了自由，在某一天會把自己獻祭出去。
我們都知道，在北京被抓捕的這些年輕人，其實都不是要真的把自己的人生獻祭出去啊。那段時間我有點歇斯底里，一方面我還不能確認我自己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我始終覺得她們是「替罪羊」，是在替所有去過現場的人承擔罪罰，哪怕這罪罰毫無道理。
後來消息越來越多，有人說是順著一個境外的群抓人，也有人說只是因為被外媒拍到照片就被抓走了。我越來越像一隻驚弓之鳥，沒有備註的陌生來電也讓我緊張好半天，我不斷回想我到底干了什麼，我在那麼多外媒上留下了清晰的臉和聲音，到底要怎麼辦呢，還有那個該死的，不知道會不會播出來的街頭採訪。
中間有一段日子是沒有再抓人，你不斷告訴我應該是沒事了。我自己其實也知道應該找不到我頭上了。可是身體還是很緊張，我又開始沒由來地嘔吐。我只好翻出上半年醫生開的鎮定劑。
我知道應該刪除所有的記錄，那些照片，那些視頻，但我又很想寫下這一切，我其實更害怕什麼記錄都沒有，平時我們那麼在乎要有親歷者的聲音，這一次，我們也應該自己記錄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段時間我甚至開始檢索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比如人能選擇在什麼地方坐牢嗎？有過犯罪記錄的人還能出國旅遊或上學嗎，能辦下簽證嗎？答案是去大部分國家都沒問題，我又放下心來。到後來，我在擔驚受怕和聽天由命之間反覆橫跳，我想外面的日子這麼難熬，進去什麼也不管，等朋友每次探視給我送幾本書，好像也不錯啊。
快過年的時候，因為有關係更近的朋友被抓，不斷有朋友跟我講，你快走，你快離開這裡。所有人都讓我走。一位原先鬧過點不愉快的前輩幾乎隔幾天就打電話給我，她說，你也知道我不是很喜歡你，但我希望你平安。
那陣子，我出門去買根甘蔗也會揣著電腦和護照，我不知道這樣會有什麼用，如果警察真的在這時候上門，我難道有勇氣帶著電腦和護照跑嗎，恐怕是沒有的。但「逃犯」就是不知不覺地真正變成了一種處境，這種處境在很多時候反覆出現，比如弦子的庭審現場，比如走過四通橋下時，比如偷偷潛進強拆的村子時，又比如拿著假的核酸證明乘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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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終沒有「出事」。此刻我安然坐在近南半球的一間咖啡館裡。好像終於不用擔驚受怕了。這裡有我喜歡的明亮大窗戶，大木桌子，無數的蕨類，無數有著厚重碩大葉子的植物。這是一個理想的空間。在北京，我也曾經找到過很多類似的空間，在上一個春天，我曾經期待氣候回暖，我會在北京咖啡館的天台上吹風、晒太陽，寫作。
但後來發生的一切令人絕望，屬於北方的舒適天氣很短暫，2022年那個由春入夏的短暫窗口期，我們是在封控中度過的。
如今安然坐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應該感到喜悅，但事實上，我不斷感覺到有東西在拖拽我，把我拉回那個夜晚。寫這樣一封信很難，我每寫一段就覺得喉嚨很痛，我不斷深呼吸。我不知道這封信發出去會不會有什麼意料之外的變故，可是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沒有能在公共領域留下什麼真正的報導，這樣一份私人書寫，也算為拼湊歷史碎片盡一份力了吧。
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停留在了去年冬天「封控」剛剛放開的時候。不知道朋友們現在快樂一點了嗎？自由一點了嗎？
我們常去的那家酒館關門了。但好消息是幾位朋友們都出來了。這讓我稍微安心一點。
你知道我很喜歡騎電動車，一開始騎很慢，後來就越騎越快，然後解了限速，總是把把手擰到底，我遲早有一天會開到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到電動車的極限。其實在爭取自由和表達這件事上也一樣，我知道遲早有一天，我會一路狂奔下去的，這不是什麼顯得勇敢的自誇，而是一種被逼無奈，一種無法理智決策的本能。
應該還有更好的結尾。但先寫到這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