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4日，美國華盛頓DC白紙運動現場（圖片來源：看中國）
八月的一天，小寒要離開中國去加拿大讀書了。臨行前，她和朋友又去了一趟不二酒館。
酒館在北京鼓樓附近的東四街邊。她遠遠看見掛著閃亮塑料穗子的小窗，燈光溫暖。「經歷了這麼多事，它（酒館）還在，真好。」她對自己心說，想起大半年前的亮馬橋之夜。
其實酒館已換了主人，變了名字。林昀，30歲左右，音樂人，曾經的老闆；楊柳，前《新京報》記者，林昀女友。自2022年11月27日亮馬橋抗議及隨後的抓捕後，人們再也沒在酒館裡見過他們。
2022年11月24日，封控中的烏魯木齊吉祥小區發生大火，官方稱10人遇難。大火點燃了人們對新冠清零政策的不滿，11月26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爆發白紙抗議，27日，北京亮馬橋一帶，至少數千人參與抗議。
楊柳和林昀也在人群中。12月18日，事發三週後，大範圍抓捕開始，楊、林先後失去自由。和北京的多數被捕者一樣，他們被關押1個月左右，2023年春節前取保候審。林昀被貴州警方帶回老家，楊柳則被要求回老家山西臨汾。
抓捕抗議者的同時，中國也放棄了清零政策。但多個城市的參與年輕人，遭受廣泛報復。曹芷馨、翟登蕊、李思琪等十名北京的抗議者，被檢察院批捕，關押到次年4月19日，才取保候審。她們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
其它城市參與者處境各有不同。歪腦獲悉，在成都，一名叫亞夏爾的維吾爾男生，在第一輪抓捕後被關了37天，本已取保候審，但2023年8月，成都大運會（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結束次日，再次被帶回新疆，以新的罪名關押。他的朋友都非常擔憂他。
白紙抗議讓外界看到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訴求。抗議被打壓後，持續高壓的政治空氣，讓不少人感到痛苦絕望。部分參與者選擇離開，到國外求學或暫避，小寒是其中的一員。
亮馬橋之夜，小寒就在現場。如今，在北美的秋日陽光下，寬鬆的大學氛圍裡，一切有點恍惚，她盡量不再想那一天，但記憶常常不經意閃回那一夜。
回到現場
我最擔心那個喊出「要民族自決」的男生
2022年10月，聽著央視的二十大播報，小寒開始填留學申請。她原本捨不得家裡的貓，但二十大召開讓她想法變得決絕。
作為記者，她趕上所謂中國新聞「黃金年代」的尾巴，做不少深度報導，但和同齡人一樣，沒有好運氣，趕上「新時代」。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封控，尤其是2021年以來的清零政策，每一天她都在煎熬中度過，她覺得自己「都要瘋了，出門就想咬人的那種」。
二十大前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九月18日，為清零而轉運居民的貴州大巴墜下山崖。那前後，封控相關的慘劇幾乎天天發生。小寒發現自己陷入一種「政治虛幻症」之中，開始聽推特上各種有關中國的政治流言，但最終什麼也沒有發生。
10月16日，她在網上看到彭載舟在四通橋貼反抗標語的報導，她被震驚了。「這個人不要命了。」她想。
接下來，各種網站、報紙首頁變成了大紅色，二十大開張，領導人連任，一週後的閉幕式，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被架了出去，中國政治原本就是一個黑洞，但網路上流傳的這個畫面，還是讓人們震驚。
二十大及其後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10月23日結束，封控沒有放鬆。十月後，小寒居住的北京以及多個城市也沒有解封的跡象，清零政策還在持續，而彭載舟也音訊全無。小寒在絕望中放棄了「一定要學新聞，在國外繼續當調查記者」的執念，短時間填完留學表格，申請了「備胎」學校，專業也與新聞無關。她希望盡早離開中國。
27日晚上，小寒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要去「烏魯木齊駐京辦」悼念死者，那是張畫面簡陋的海報。但很快又有消息稱當天「駐京辦」不開門，且已有警察在，於是人群輾轉到亮馬橋。小寒沒有多想，約了一位同行就出門了。
她到亮馬橋時，路邊已站滿了人。
人群裡口號聲此起彼伏。她聽到四通橋的標語在現場一次次被喊出。「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領袖要選票！」「新聞自由」也被喊了很多次，她聽出其中一個聲音是自己的朋友。「要堂食！」「要看電影！」有男生喊出「要吃肯德基！」時，大家哄然笑了。
夾雜在彭載舟的口號中的，是清零政策下被壓抑的生活訴求，及平時不能表達的心聲。另一當晚在場的女生，曾透露：大家都很理智，因為警察就在身邊，不能喊出更激烈的口號，但「我們幾乎喊出了所有心裏想要喊的。」她說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氣氛更多是歡樂，因為人們實在壓抑太久，「那一刻我才覺得自己是真正活著。」
小寒也喊了很多遍「要新聞自由」：「我當時就想，沒有新聞自由，我們到哪裡去看電影，哪裡去堂食？」
但那晚她印象的一幕，是在很多口號間隙，突然有個新疆男生喊了聲：「我們要民族自決！」
小寒記得，現場突然一片寂靜。雖然一起喊了很多口號，但這樣的訴求，顯然不屬於大家的經驗，因為現場大部分是漢族人。一片沉寂中，那個喊口號的二十多歲年輕人，突然低頭哭了。她覺得他很可憐，就走上前擁抱了他。
「在中國，大漢族主義其實一直是很強大的。強大到人們甚至都意識不到它的存在。那天晚上的這個聲音，顯得很邊緣，很陌生，但它是真實的。」
那一刻，她看到拿著執法記錄儀的警察走過來。她意識到這個人會很危險，趕緊拉他到人群邊的陰影裡。
一年就要過去，小寒常常會想起他。雖然那晚人很多，她最牽掛的還是那個人：「只希望他平安無事。」
一個父親對孩子說：站在這裡的，是一群不想做核酸的人
2023年夏，Tara坐在紐約的公園。她剛剛在匆促中離開中國，到美國留學。
她也是亮馬橋的抗議者。當天傍晚，她和朋友一起運動時，知道了有人要去祭奠的消息。
其他朋友都第一時間表示「要去」，但她一直猶豫。一個原因是她多年在公民社會領域工作，沒少和思想警察打交道。她清楚，一旦出事，自己會比別人更危險，「以後做事的空間也會更小。」朋友曾告訴她，自己多年被定期「維穩」，再去一些現場只能帶來更多騷擾，比一般「素人」更麻煩。「那麼，到底要不要去？」
Tara最終決定出門。晚上十點多，她到了現場，為了防止被拍，「頭臉和全身都裹得嚴嚴實實。」
站在人群裡，作為一個「很難有激情喊出口號」的人，她還是加入了「要新聞自由」的呼喊，因為自己也是一個寫作者。
她看到年輕人們聚集在橋底。路過的車鳴喇叭聲援，有人大聲喊「上海放人」。此起彼伏的口號間隙，她聽到身邊幾個人說：「年薪百萬的工作可以再找，今天晚上這個現場一定要來。」她忍不住笑了。
她也記得當晚氛圍很「歡樂」。雖然警察非常多，在人群中走來走去，但人們並不恐懼。路邊也每隔十幾步就有警察，但也只是看著大家。
她看到一個大叔手拿一疊白紙，不斷送給身邊的人。微信朋友圈裡她看到，有人上傳了很多現場照片。
現場年輕人居多，也有各個年齡段的人。她身旁停著幾輛摩托車和電瓶車，站著幾個外賣小哥。「你覺得今晚怎麼樣？」其中一位突然問她，然後自答：「我覺得今天的行動是成功的。」又補充一句，「這麼多人在一起，本身就是成功。」他若有所思的樣子讓Tara至今難忘。
在同一個夜晚，小寒聽到了一對父女的談話。父親抱著三四歲的女兒，站在人群裡。
「爸爸，這麼多人站在這裡，他們是在等著做核酸嗎？」
「不是。他們是一群不願意做核酸的人。」
這一年來的他們
亮馬橋抗議持續到半夜兩點多。小寒11點多回家，次日看到消息稱上海警察在地鐵查乘客手機，警覺起來。晚上八點多，她忙著刪除手機信息，四五個警察和一名社區工作人員敲開了她的家門。
她被帶到派出所反覆盤問，被查看手機，但她冷靜及「混不吝」的回答，讓警方找不出漏洞。加上她的手機是英文設置，最終警察看起來不耐煩了，放她走了。半夜，她回到了家。讓她感激的是，室友迅速通知了她所有朋友，提醒其他人刪除信息。
接下來的日子，小寒每天上網搜尋失蹤朋友的信息。她原本就知道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楊柳，她知道楊柳是一位優秀的記者。
她看了曹芷馨被抓走前錄的呼救視頻。「我只看了第一次，就不敢再看第二次，我的心受不了（痛）。」
在小寒看來，警方確定抓捕對象有偶然性，因為抗議完全自發無組織。同樣是抗議，被批捕的曹、翟等人，因同在一個分享消息的群組，就被按圖索驥，所有該群有關的人被「一網打盡」。
「這也正是中國法律的荒謬。這種案子，往往在等待‘定調’之後，再圍繞著定調定性，去搜尋所謂證據。這個群組基本成了他們蒐集所謂證據的來源。」一名參與救助的律師告訴歪腦。
小寒認為，被捕者多無與警察打交道經驗，一些人可能未及時刪除手機信息，而「警察從來都是挑最薄弱的環節下手」。
時隔近一年，小寒的一些想法被證實。知情者告訴歪腦，一名女性甚至根本沒有去現場，只因她恰巧在一個抗議者聚集的群組，而另一名抗議者被抓時她也在家裡，就同時被帶走關押37天。
「她們所有的人，都是在為我們受難。」小寒也因此對警察執法的隨意有了進一步的認知。
讓小寒憤然的是，楊柳被抓後，其所在媒體不再聘用她。被捕者的供職單位，沒有一家為員工說話。一個記者群裡，有人分享楊柳的消息，結果有人說：「或許我們不要在這裡提到她，才是對她更好的保護？」
同為記者，新聞同行出了事，不積極聲援而迴避躲藏的態度，讓她難過。很快她聽到，另一在媒體工作的女生王雪，也丟了工作。
成都：維族男孩再次失去自由
亮馬橋抗議的同一天，成都「網紅街道」望平街，也爆發了白紙抗議。
當晚律師Cheryl因有事不在現場。後晚上十點多，有去瞭望平街的朋友在一處燒烤攤聚了起來，她立即趕了過去。
大家談論著剛剛發生的抗議，剛參加完抗議的胖虎和黃顥夫妻倆也在。
妻子胖虎是紋身師，頭髮很短，氣質颯爽；丈夫黃顥長發過肩，目前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熱愛cosplay，喜歡女裝。二人都自我認知為女權主義者。
在成都這個時尚城市中，他們是時尚前沿的那一撥人。「他們充滿個性的打扮，每次見面都讓人耳目一新。」這是他們平日留給Cheryl的印象。
當晚聚會來了四、五撥朋友，深夜才散。第二天，Cheryl就得知，胖虎和黃顥被警察帶走了。他們打電話求助，請朋友照顧家裡的狗。
他們被關押了37天後被取保候審。期間朋友四處打聽消息，請了律師。胖虎回來那天，Cheryl和朋友去接她，買了束花。她沒想到，胖虎精神還不錯，「笑嘻嘻的」。
外地趕來的胖虎媽媽在一旁絮叨著，而胖虎只想和朋友們在一起。大家吃了餃子，又去洗浴中心放鬆。Cheryl注意到，胖虎雖然狀態不錯，但還是「受到了某種傷害」。
「她內心有一些東西被打碎了。」
成都被捕的人，還有24歲的新疆男子亞夏爾。如今，朋友們最擔心的還是他。
在望平街的人群中，亞夏爾顯得相當溫和。「現場有人喊一些比較激烈的口號，他還站出來，一直說，大家應該把主題轉到悼念烏魯木齊死難者上來。」他的一位朋友回憶。
亞夏爾個頭很高，一頭捲髮，朋友們的印象是「陽光帥氣」。他在大學學了設計，畢業後先在北京，後因疫情呆不下去，到了成都某文化公司工作。
亞夏爾的家鄉在新疆最西邊的博樂縣。其父是一位退休教師，身體不好，妹妹馬上要上大學。家人先是聯繫不上他，後來得知被抓，又不知關在何處。父親想來成都，還得等發了工資，才能湊齊機票錢。最終有熱心人幫買了機票，父親背著妻子打的20個饢為乾糧，來成都找兒子。
2023年春節前，亞夏爾被取保候審；但今年八月，他再次失蹤。知情者告訴歪腦，後來他們才知道，成都「大運會」結束次日，新疆方面來了十多個人，把亞夏爾重新關進成都看守所，當晚飛往博樂縣繼續關押。
亞夏爾就此與成都朋友失聯。8月至今，沒有人知道其近況，只聽說他又被掛上一條罪名，「宣揚極端主義罪」。歪腦獲悉，目前已有律師代理此案，律師已提交了相關的法律文書，要求會見，但還沒有結果。另一位知情者說，亞夏爾被釋放後，曾接受媒體採訪，可能是他遭受報復原因之一。
知情者說，第一次取保候審後，亞夏爾不時被警告、談話、騷擾。大運會前，有個把月的時間他遭遇貼身監管，「要把人逼瘋了」。大家以為大運會結束就沒事了，沒想到很快被帶走。
他的一位朋友告訴歪腦，取保候審後，亞夏爾得到很多人關心，一些公共空間的活動，他也會去。年輕人彼此理解，他不再孤立無援。在人群和公共生活中，他看起來快樂了很多。「如今，他一個人被孤零零地關押在新疆。我們很難想像，他會遭遇什麼。」
「他一直計畫著要好好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他也有一個很可愛的女朋友。」這位朋友說。「他努力避免麻煩，希望不要被盯上。他哪裡是什麼革命者和反抗者？他只是一個希望過平穩生活的年輕人。但在現實中卻做不到。」
他們是誰？白紙抗議是政治表達嗎？
九月的一天，陳東見到了楊柳。楊柳個子高挑，穿藍色的短衫和牛仔褲。「她狀態還不錯。」陳東回憶。
亮馬橋之夜，法律工作者陳東也在現場。
那天他剛出差回來，打了出租車，司機聽說去亮馬橋，說了句「那兒鬧事呢，你幹嘛去？」就把他放在了很遠的地方，他只能走過去。
人群密密麻麻，身邊全是年輕面孔。事後他一直回想，那晚這些年輕人，到底是哪一種人？後來他想，他們就是那些「敏銳，純粹，又驕傲的年輕人」。
「他們很單純，但也很敏銳。他們對生活和現實非常敏感。很多人都有藝術家的氣息，喜歡詩和電影。」
他最欣賞的是他們身上那種驕傲的氣息。這種驕傲，或許是出於對自己主體價值的確認，是現代人生命本身的自信。這種氣息陳東曾在很多年輕人身上見過。「我很喜歡。」他說。
站在人群中，陳東內心激動。「原本是身處黑箱的感覺，突然很受鼓舞，發現有這麼多人和自己想法一樣。」
幾個月後，他在成都一個活動上，見到了一對「很酷帥、健談」的青年，大家聊天，喝酒。後來他知道他們是胖虎、黃顥。在他們身上，他看到同樣的特質。
2023年春節前，陳東陸續收到多名被捕者家屬的求助，包括楊柳等人。律師們盡心盡力地奔走，最終春節前一天多人被釋放，楊柳也在其中。
楊柳被要求立即回到山西老家，男友林昀則需返回貴州。另一知情者告訴歪腦，接下來好幾個月，楊柳被禁止去北京，也不能離開老家，後來情況慢慢好些。
陳東曾見過林昀，印象中林有藝術家氣質，神情憂鬱。他談及自己很希望能重回北京，但當時不被獲准。
「那個夜晚，是政治的表達嗎？」「當然是！」
陳東生於1980年代，曾於媒體工作，見證中國公民社會活躍時期，也遭遇希望與失望。最終他轉入法律行業。
在亮馬河現場，他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種鼓舞」。「這些年來，原本以為人們都已馴服了。但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很多勇敢和驕傲的表達。」
外界有一種普遍認識，認為「白紙抗議的年輕人，只是提出解封的訴求，並不是政治表達」，但陳東對此有不同意見。
「那個亮馬河之夜，是十分珍貴的。我突然意識到，這是20多年來，北京街頭第一次的政治表達。在中國，其實你只要走到街頭，就是政治性的表達。」陳東認為。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這是一個月前彭載舟寫在四通橋上的話。而在當時，核酸政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反對核酸，這不是政治的表達，又是什麼呢？」另一位寫作者小威爾遜說。
「政治不是權力的暗箱操作。政治是公共生活的部分。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最大的反抗，獨立個體最勇敢的呼籲。」陳東說。
陳東觀察到大部分參與者是文化傳媒領域的年輕人。他記得看到了好幾支樂隊，他們在寒暄：「這是我們樂隊的吉他手。」「這是我們打鼓的。」
陳東身旁不遠，面對警察的人牆，有年輕人朗讀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叫辛賞。辛賞很快失聯，關押數天後釋放。此後他似乎消失了，不再有消息。在網上，還能找到電影人辛賞給2004年「超級女聲」亞軍李霄雲拍的一部記錄片，用很多跳躍的鏡頭組成。
一年，抗議之後那些留下來的
2023年10月30日，西方傳統節日萬聖節。這一天的上海萬聖夜照片引爆網際網路。
藉著各種裝扮，上海年輕人充分展現對現實的反諷批判：有人畫著慘白的妝，綬帶上寫著「2070年終於光榮退休」，諷刺延遲退休；有人扮成魯迅演講，號召青年「不要變冷，要發光發熱」；有人扮演成「大白」，手拿巨大棉簽，把人們拉回三年「封控」。
一年前曾參加過上海白紙抗議的「F女士」接受「不明白播客」採訪時說：今年萬聖節那天晚上，她也在現場。她能感受到一種氣氛，人們在表達憤怒，但十分巧妙。
回來路上，F女士記下自己的感受：「我能清晰地意識到，街上身著奇裝異服的每一個人，都不是正在參加這次萬聖節活動的變裝‘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經歷了疫情三年的人們，是經歷過隔離、靜默、封城，強拉方艙，動態清零、白紙革命的人們，是共同承受著疫情和清零政策所帶來的深切集體創傷的人們。」
她感知到「在歡樂、戲謔氛圍下人潮裡暗湧流轉的憤怒與譏諷，還有當下年輕人們對自由表達與講述的渴望。」
「我感覺大家似乎都意識到了，這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頭自由表達的機會。」
這種感受並不屬於F女士一人。有上海市民告訴歪腦，萬聖節很多年輕人，就是一年前祭奠死難者、舉起白紙的年輕人。
「當我看到上海年輕人的表現時，我一點都不意外。在上海街頭的年輕人，就是我這一年來所見到的年輕人。」Cheryl說。這一年多來，她主持一個公共空間的對話，每天都在和這樣的年輕人打交道。
「如果要問他們是什麼樣的年輕人？我相信，他們是那種願意思考的人。」Cheryl說。這一年，她目睹大大小小的書店雨後春筍般開張，感受到三年封控下，人們被壓抑已久的公共表達願望，看到很多年輕人思考社會，思考自己的未來。
Cheryl說，自己近期主持的話題非常寬泛，從女性凍卵到巴以衝突，每次都有數十人聞訊參加，討論熱烈，有時持續到深夜。她發現，參與的年輕人都很理性。「他們有討論問題、也包容不同觀點的能力。」
「生活本身是有力量的。」Cheryl認為，年輕人們在等待機會，也會善用這樣的力量。雖然他們遭遇這個時代，但不會那麼悲情，也不會拔高自己，認為自己一定在擔當什麼。
「他們沒有一個範式。」她說。「可為什麼一定要有呢？」「在生活中，他們可能屬於那些你在現實中看到的很溫和很乖的人。不是那種強調‘男子氣概’的，暴力美學的。他們就是要做自己。他們是本色的，個體的。但這也讓他們區別於以往的任何一代年輕人。」Cheryl說。
「他們互相並不熟悉，可能彼此生活也不交集，這是一個自由的社群。」Cheryl認定就是他們，在那個白紙之夜，站在了街頭。
一年過去，曾因抗議遭受打壓的年輕人，正慢慢恢復生活。曾在上海街頭舉著花大聲演講的那位年輕人，據信已在海外。
北京抗議者林敘緒，如今身在東南亞享受著慢生活。那一夜的灼熱氣息似乎已經淡遠，她試著去寫下那天發生了什麼。她說，她害怕遺忘。
這個十月的東京，白原搭乘地鐵，去聽中國學者的講座，內容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他渴望瞭解自己的國家更多。他因在某中部城市的地鐵站，舉了一張白紙，招來警察上門。
在廣州海珠廣場抗議的楊紫荊（網名點心），和其他被捕者一樣，釋放後被要求呆在老家。
Cheryl忙碌著各種事情，說自己似乎比過去開心些。她常想起自己遇到的一個出租車司機。那是在事發半年多後，她坐上一輛車。因為一些由頭，他們談起那個晚上，她吃驚的是，他非常坦誠，沒有一點試探，就突然說：「那天晚上，我在。」
他原本是小包工頭，疫情中失去所有，就開車來維持生計。那天晚上他聽到消息後，毫不猶豫就去了，並力所能及地走到了最前面。
Cheryl吃驚的是這個人語言中的堅決。他十分明白地說：這樣的體制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他告訴Cheryl，他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需要他站出來，他知道自己會站在哪一邊。
從那以後，主持對話時，Cheryl常常會在觀眾席尋找這個人。「我希望能看到他在那裡。我想告訴他，他不是孤單的。」
（應採訪對象要求，小寒，Tara，陳東，白原，Cheryl為化名。另外為保護知情者，文中對他們的信息隱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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