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北洋軍閥，袁世凱居中。（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中國共產黨近來發出一個宣言，大意是說他們現在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他們的宣言裡有許多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議論。我們引一段做例：
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面……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其後盾。……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裡，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現實的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便轉頭過來，與日本強顏攜手，企圖共同利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頁九至十）
這種觀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當奉、直戰爭時，天津有一家英國報紙，曾表示偏袒吳佩孚的論調。當時我們知道北京英國使館，派人去勸他，說這是中國的內爭，英國的報紙應該持中立的態度，不應該偏袒一方。至於事實上的援助，更是沒有的。如果英國人真肯援助吳佩孚，京奉鐵路上的運輸決沒有那樣便利的。至於說美國不願意吳佩孚的廢督裁兵計畫的實現，那更是說夢話了。吳佩孚至今並不曾表示他想實行廢督裁兵，可是中國政府自從周自齊內閣以來所有一點裁兵廢督的計畫，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美國學者做的！至於說美國現在轉過頭來與日本攜手，企圖共同利用曹錕、張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這更是笑話了。現在中國想利用「曹錕、張作霖、安福、交通」這個奇怪大聯合的，恐怕確有人在！但我們稍知道美國的歷史和國情的，可以斷定美國決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政策。
左為吳佩孚，右為張宗昌。（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不過我們實在看不過這種瞎說的國際形勢論。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世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已有一種很明顯的變遷了。民國初年，外人「捧」袁世凱的故事，我們應該總還記得。外人所以捧袁，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我們可以說他短見，但不能說這全是出於惡意。這六七年以來，歐洲的國家已到了很窘迫的境地，他們自己已不能料理自己，在遠東更沒有侵略的餘力了。遠東的國際局面自然只是英、美、日三國的問題。歐戰期中，英、美兩國都不能顧及遠東，所以讓日本在遠東自由擴張他的勢力。但是日本的政策挑起了中國民族的自覺和反感，故這六七年之中，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並不曾遠勝歐戰以前，而中國民族的自覺心反因此更發達成形了，中國資產階級經營的工商業也在這個時期之中漸漸的造成一個可以自己立腳的地位了。巴黎和約是美國的大失敗，中國的權利也被斷送掉了；然而巴黎的失敗竟連累了一個空前大政客——威爾遜——跟著一倒不復振，而美國的政局遂生一大變化。美國共和黨向來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他的帝國主義的色彩比民主黨濃厚的多。他們是有外交政策的，——不比民主黨只有理想，——所以他們恢復政權以後，就召集那裁減軍備的國際會議。這個會議確不是為替中國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會議的結果雖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的希望，但我們稍知當時情形的人，都該承認當日熱心援助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學者，輿論家，並不是替「資本帝國主義者」做走狗的。就以資產階級而論，新銀行團的組成，無論如何無力，確已有了消極的阻止某一國單獨借款給中國政府的大效果。中國共產黨儘管說新銀行團是一個「四國吸血同盟」，然而我們試回想民國七八年的日本獨借的驚人大款，再看看新銀行團成立以後這幾年的消極的效果，就可以明白美國資產階級對中國的未必全懷惡意了，我們更想想這幾年國內的資產階級，為了貪圖高利債的利益，拚命的借債給中國政府，不但苟延了惡政府的命運，並且破壞了全國的金融，使中國金融界呈現今日的危機，我們平心而論，不願意使中國和平統一的人，究竟是那三年不借一文給中國政府的新銀行團呢？還是那北京政府的無數高利債主呢？
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歐戰以前，美國鐵路的股票大多數在英國資本家的手裡。這種投資，雙方面全受利益；英國也不用顧慮投資的危險，美國也決不愁英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的國際投資是不會發生國際問題的，因為這種投資就和國內的投資一樣。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優勢的投資國家要想這些弱國與亂國有和平與治安，只有兩條路子：一是征服統治他們，一是讓本國人民早日做到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所以有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日俄戰爭以後，因日本的勝利而遠東局面一變；辛亥革命以後，因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面再變；歐戰期內，因日本的獨霸而遠東局面幾乎大變；歐戰結局以後，又因中國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面又經一次大變。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巴黎的一鬧，華盛頓的再鬧，無論怎樣無結果，已夠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國是一個自覺的國家了。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曉得那第一條路——征服統治中國——是做不到的了。現在無論是那一國，——日本，美國，或英國，——都不能不讓中國人民來解決本國的政治問題，來建設本國的統一國家，近來因為有幾筆外債到期，中國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們偶然聽見什麼「共同管理」的論調。但這種論調其實同近日中國銀行家要求安格聯在十一年八厘公債票上簽字，是同樣的心理，我們只得由他們唱去，事實上我們自己若能整頓國事，理出一個頭緒來，造出一個新國家來，把這一點比較很輕微的國債（比英國每人擔負少一百倍，比法國少二百倍）擔負下來，這種論調也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我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嚮導》週報，標出兩個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自然是贊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他們指出國際帝國主義的各種壓迫是：
（1）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
（2）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
（3）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4）外幣流通於全國；
（5）海關權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
（6）銀行團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賣國黨，盡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路礦山和最廉價的工業原料等；
（7）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箝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國獨佔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漸毀滅，使中國永為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盡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
這七項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裡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裡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制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釐金制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於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麼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扦子手了。所以我們很懇摯的奉勸我們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
十一，十，一
（原載1922年10月1日《努力週報》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