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為張學銘、張學良、張學思。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將中華民國政府的軍政領袖蔣介石扣押。該事變令無數人扼腕，它不僅使中共獲得了喘息、壯大的時間，並將中國拖入深重的災難深淵，也使日本侵華時間表提前。
1956年，周恩來在北京紀念西安事變20週年時，稱張學良是「千古功臣」。不過，對於西安軍事叛變，中共官方一直故意忽略的一個重要史實是：很多積極策劃和執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都當了漢奸。他們先是在日本人和汪偽那裡做官，後來又在中共治下苟活。當年這些「愛國義士」都做了地地道道的漢奸。
呂正操
東北軍軍官呂正操加入中共，成了中共上將。
1937年3月，東北軍東調，分住豫南、皖北、蘇北，各部均直接歸南京軍政部管轄，其東調中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萬毅等部加入了中共。
這個呂正操，神父雷震遠在《内在的敵人》中，記載了其假抗日的言行。下面是摘錄：
「我聽說你曾經設法救護受傷的老百姓？」他（呂正操）問道。
我（雷震遠）想，自然是我誤會了他的怒容，他的發怒不是為了我，而是來自剛才開過的一個會議。他講的話極像是電燈開關，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後親眼在安國所目睹的一切人類痛苦的可怕形象，這些形象，我曾企圖在黑暗深沉的記憶中埋去。我用雙手把眼睛蒙住，對呂正操講話，因為我不願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動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將軍！」我說，「可憐的老百姓，如此罪惡的屠殺！我願意──」他打斷我的話頭。「你再這樣做我就抓起你來，按叛國罪槍斃。」
我看著他，聽不懂他的意思。我發覺他不像往日那樣稱呼我「神父」或「同志」，顯然他是氣怒得竟無法裝出和善的樣子。
「再做什麼事？」我問道。
「救那些受傷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益」，他繼續說。「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我們使我們人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他的話激起我的憤火。我很想抗議他的喪心病狂，雖然我也知道這是無濟於事。但直到現在我已經看出，共產黨是想征服中國，而不想擊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時，我不能表示出憤怒，而應出以冰冷的突擊。那樣會使他吃驚而處於防禦地位。
「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說。「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有些驚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勁。」
他用眼睛釘住我。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我驚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人。」呂正操說。
孫銘九
孫銘九在汪偽、日偽、中共都做過官。
這些漢奸中最為出名的是孫銘九，他是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張學良的心腹嫡系之一，正是他執行了捉蔣命令。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軟禁後，東北軍的主要將領都主張和平解決，但孫銘九一意孤行，要和中央軍武力相見。
1937年2月2日，震動全國的「二二」血案發生。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等人指使部分軍隊再次發動兵變，殺了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
東北軍的內亂不但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解體，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慘遭兵火之焚。1937年2月4日，周恩來命人將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後來國共合作後，孫銘九不得不離開蘇區，前往天津、上海租界暫避。1943年春，孫銘九在汪偽政府參贊武官公署任參贊武官，年中任日偽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又擔任了日偽山東省保安副司令。
孫銘九憑藉其漢奸本領，曾在中共建政後成功躲過「鎮反」、文革等運動，還擔任過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等社會職務，2000年逝世。
張學銘
文革期間，被中共稱作「千古功臣」的張學良弟弟張學銘(左一)被關進監獄。（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參與了西安事變，1943年加入汪偽政權得了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中共建政後，歷任天津市建設局副局長，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長等職。文革期間，張學銘被關進監獄。1983年逝世。
鮑文樾
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西安事變後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
白鳳翔
積極參與捉蔣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被日本人毒死。
苗劍秋
一再鼓動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的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曾經告誡其不要替國民黨打內戰，但西安軍事叛變後，他卻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
應德田
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投靠汪偽政權，當上了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