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中的一對母子。(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然而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和權威,不惜餓死四千萬中國老百姓,足見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靈本質,是十足的惡魔行徑。
其實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不只是「一邊倒」被矇蔽的群眾,中國人中從來不乏捨生忘死的有識之士。向承鑒和他的同仁們就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無一例外遭到了中共的殘酷迫害。而九死一生的向承鑒,直到晚年還在追問那些糾纏了他一生的噩夢,以及噩夢的根源。關乎自己,也關乎這個國家。
大饑荒時代,1959年,大饑荒已席捲中國。那年的冬天,21歲的向承鑒與張春元、譚蟬雪等人創辦「星火」雜誌,為父老鄉親,以及全中國的農民吶喊。很快,1960年9月向承鑒因「星火」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名被捕,被判刑18年,走上漫長的受難之路。之前,他於1957年7月被劃為右派,已經帶了3年「右派」帽子。
上大學時,學生會、系支部等,多次舉辦點心會、茶話會,請大家座談,給黨提意見。他沒去參加,向承鑒說,當時「我再三想,絞盡腦汁,結論是,我對黨沒意見。」但是不行,結果被批評,「提不出意見,說明對黨沒感情。」此時,在全國知識界的「鳴放」也進行得轟轟烈烈。很快,「整風鳴放」一下子轉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反右派鬥爭」。向承鑒說,「反右之後,一切反對的聲音沒有了。毛澤東真正成了一言九鼎」。
向承鑒見證荒誕
「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等瘋狂運動被認為是導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
聯豐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間突然成立的。向承鑒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寫大型標語。鞭炮齊鳴,鑼鼓喧天中,人們喜氣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家家戶戶撤掉鍋灶,到食堂吃飯。到處是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
人民公社開始不到一年,大饑荒席捲中國。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來就是「大躍進」狂潮。隨之而來的是「全黨全民,大煉鋼鐵」的狂潮。當時受命去研製「高爐」的向承鑒,看到鄉間山路上全是背礦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緒高亢。他在一瞥間注意到,路邊地裡的莊稼已經焦黃,麥粒全掉在地上,卻無人收割。大煉鋼鐵的政治高潮淹沒了往年麥收季節的「龍口奪食」,他的心裏掠過不祥的念頭:來年日子怎麼過?農民吃什麼?
果然,1960年的早春,他離開工廠去附近的一個公社辦事。正在路邊走著,突然發現地裡幹活的農民都停下來,呆呆地看著他。他一眼看到了一個餓死在路邊的小女孩。孩子大約有十一二歲的樣子,「穿一件破爛的夾衣,蜷縮著。手伸在嘴邊,嘴角掛著一塊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土坷垃,還是土豆……」轉過彎走到無人的地方,他捶胸頓足,放聲大哭。他痛恨自己的無能,甚至連記錄下來的能力都沒有。他做過校報記者,怨恨自己為什麼沒有一個相機,「為歷史留下一個證據」。
他的記憶中,從1958年冬天開始,在天水一帶,農民就開始挨餓了。1959年春天,在蘭州街上,滿是沿街乞討的農民,飯館裡供應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討的人到處伸出乾癟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攜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們想向西逃去新疆,至少,那裡能夠活命。
1959年夏天,饑荒瘋狂蔓延。原來很富庶的地方,也沒有糧食了。正在灌漿的包谷地裡,生產隊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當地的鄧家堡,有社員因為偷挖土豆,用鐵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車站一帶,常常能看到饑民的屍體。
做為城裡的大學生,還有糧票待遇。人們在餓死,而鹽井公社,卻調集了脫產幹部,到農村大規模收繳糧食。因為「高產」的公購糧任務沒有完成,「上頭懷疑農民私藏糧食,全面收繳。家家戶戶,火炕刨開了,連枕頭都撕開了,房前屋後,豬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處是餓死的人。有的村子餓死的人沒人埋,也沒人挖得動墓穴,就動員中學生埋死人,埋一個可以得到四兩糧的補貼。在一些家裡,人死光了,都沒得埋……」
每當回憶起這一切,向承鑒還忍不住痛苦地嘆息:太慘了啊,農民太慘了!
中共處理危機的辦法是「要犧牲農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楊繼繩(《墓碑》的作者):「比如說吃油,油產生的熱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來明確表示農村停止銷售食油一年。這一年,農村一滴油都看不見,沒有。」
到了1960年,饑荒繼續發展,農村地區已經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餓死。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中共高層秘密決定:寧肯犧牲農村,也要保住城市。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
大饑荒中的「星火」
1959年11月,向承鑒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學孫自筠被抓,孫自筠是在給《紅旗》雜誌寄出信的一個多月後被抓的,星火同仁們對當局的幻想破滅。「這時廬山會議已開過了,彭德懷上萬言書,已被打倒。孫自筠被抓,讓我們知道,必須放棄幻想了,要救苦難的農民,必須尋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鑒說。
他們商量辦一份雜誌,來傳遞思想,凝聚力量,為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於是他們開始組稿,一氣呵成,秘密刻印星火。《向承鑒:大饑荒讓我們徹底清醒》一文中說,「在這些文章裡,耳聞目睹了苦難的他們,用自己的心靈,為農村吶喊,為苦難中的國家吶喊。他們對現實的反思,深刻到讓今天的人,也會吃驚。吃驚於在那樣的信息與思想隔絕中,他們的思考,能深邃到一個體制的腠理。」
他們做好了「獻身」的準備,但還是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耳聞目睹的現實讓他們太痛苦了,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因為放棄了一切幻想,在嚴酷審訊中,向承鑒沒有低頭。在天水監獄,星火一案成為驚動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團」大案。被判重刑的「星火」同道,在「一打三反」的最嚴酷時刻,在勞改隊,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掉,張春元、杜映華也在1970年3月慘遭殺害。
命不該絕的向承鑒在出獄後,才知道「反右」後他們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輕的容顏,煥發的神采,高尚明晰的頭腦,一個民族最傑出的年輕人,就那樣在人為的浩劫中被一個個摧毀。很多人,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向承鑒:大饑荒讓我們徹底清醒》)
反思大饑荒
《九評共產黨》揭示,「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由司馬青揚與歐陽龍門聯合編寫《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其中關於三年大饑荒的內容透露,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中共不但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供應糧食,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更可怕的是,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畫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不同於歷史上的自然災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大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據美國之音《學者探究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原因》一文中披露,香港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表示,「基於各種報告,包括調查組、安全部和統計人員以及那些在文革開始前的1964年、65年試圖瞭解當時發生的情況的人提供的報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萬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這些死亡的至少4500萬人中,高達10%的人是被打死的。『饑荒』的說法是用詞不當,而應該是種族屠殺。」
記錄大饑荒歷史的著作《墓碑》的作者楊繼繩是中國著名政史類雜誌《炎黃春秋》原副主編,基於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和文獻記錄,楊繼繩認為,中共當局在大躍進期間犯了三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即在糧庫裡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讓大量農民餓死;在農民大批餓死時卻大量出口糧食;還有就是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繼續大搞大躍進。
參考資料:
《向承鑒:大饑荒讓我們徹底清醒》
《九評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