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抑鬱症患者常說， 別不當回事（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看中國2023年7月8日訊】本週二，著名華語流行樂女歌手李玟因抑鬱症而輕生去世的消息震驚各界。精神抑鬱問題近年來在中國日益嚴重，尤其是年輕人罹患抑鬱症的風險明顯高於其他年齡人群。這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7月5日晚，香港著名女歌手、年僅48歲的李玟突然傳出去世的消息。她的姐姐李思林在微博發文披露，李玟數年前患上抑鬱症，7月2日在家中輕生，經搶救無效，7月5日去世。這一消息不僅登上各大中文媒體的新聞版面，也再次引發人們對於抑鬱症這一現象的關注。
李玟為 2017 年 4 月 5 日在香港的巡演努力排練（圖片來源: TPG/Getty Images)
報告：中國年輕人是精神抑鬱高風險群體
過去20年間，中國的精神障礙和抑鬱症發病率呈爆髮式增長，患者年齡也在明顯下降。今年2月，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的一個團隊發表了《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報告顯示，中國成年人抑鬱風險檢出率為10.6%。其中，青年為抑鬱高風險群體，18歲至24歲年齡組的抑鬱風險檢出率達24.1%，顯著高於其他年齡組；25歲至34歲年齡組的抑鬱風險檢出率為12.3%，也顯著高於35歲及以上各年齡組。與此同時，精神焦慮風險檢出率的年齡差異也呈現類似趨勢。
報告顯示，所謂「抑鬱風險」並非經過專業醫師診斷的「抑鬱症」，而是指使用標準的心理測驗方式測出受訪者在抑鬱量表上的得分，其分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存在抑鬱症的可能性。
那麼，青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又會對社會發展造成怎樣的影響呢？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原醫療救助部部長任瑞紅告訴本臺：「這一代其實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應該是事業的上升黃金期，對社會開始做出貢獻的時候。但是，如果整個群體（心理）出現巨大問題的話，可以想像那就像一個炸藥庫一樣，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會爆發。」
關注人權的女青年：恐懼但又不被理解
談到精神抑鬱的問題，住在北京一間出租房、處於半失業狀態的王霞告訴記者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昨天下午差一點就跳樓了。」
王霞大學畢業3、4年，最近這次抑鬱症的發作是由於她和母親在電話上吵架。她說：「我接電話的時候對她（母親）哭了很久，而且大喊大叫，然後我就到陽台上推開了窗戶，當時我想跳樓，但是我男朋友很快就從後面把我抱住了。」
王霞已經和母親爭吵多日，直接原因是她認為母親過於強勢又對她不能理解：「因為我家有太多完全不想讓她看見的東西。」她說，「不想讓母親看見的東西」就是家裡收藏的與國內人權抗爭者相關的紀念品。
從大學時代開始，王霞就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畢業後，她離開家鄉到北京打工並繼續參與人權及公益活動。最近兩年，中國的人權法制狀況急速倒退，但王霞依然克服內心恐懼，多次參與援助異議人士和青年行動者，包括呼籲營救去年「白紙運動」的被捕人士。雖然並沒有做什麼「大事」，但她的內心還是經歷了很多創傷,並因此產生了焦慮和抑鬱的症狀。
她說：「有一次，我去探望了一位遇到麻煩的朋友的家屬，當時我被國保發現了，被攔截了一、兩個小時。之後那天晚上，我開始失眠。後來大概有一週時間，我都很難集中精力工作，一直都在喝酒。」
不過，對於這些內心的痛苦和壓力，王霞卻無法透過向家人訴說來紓解。她說：「我父母都是體制內的人，而且我母親控制欲非常強。她非常喜歡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也對我的價值觀非常輕蔑。這種感覺讓我感到又噁心又恐懼。」
中國的心理諮詢服務價格昂貴，很多所謂的醫師也不具備合格資質，王霞也很難評估諮詢這種「政治性抑鬱」的風險。因此，她至今無法得到良好的心理諮詢治療。此外，工作不穩定和收入的微薄，也更讓她有著嚴重的不安全感。她目前只能不時地服用抗抑鬱的藥物，幸好有男友時常陪伴，給她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勵。
被校方「上崗」的大學生
王霞的男友小孫目前還在大學讀書。他們在一個討論政治的群組裡相識，並因三觀相近而走到一起。不過在校內，小孫也是被校方嚴密監控和打壓的對象。
小孫說，他最初是因為拒絕按照校方要求安裝「國家反詐中心」應用程序，反對該程序蒐集用戶個人信息，而成了校領導眼裡的「異議份子」：「其實我沒有做什麼太過分的對抗，我也沒有號召其他人跟我一起抵制。我只是一個人不裝，也很低調，但是我的輔導員約談了我。他那次態度其實還挺惡劣的，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
2022年疫情期間，小孫所在大學從8月開學直到「白紙運動」爆發，整整4個月都處於封控狀態。但校方對學生的所有封控規定都是由老師口頭傳達，沒有文字，學生們很不滿，但也難以投訴。小孫便向校黨委辦公室申請信息公開，要求公布防疫封校的有關政策文件。當時，他還諮詢了一位維權律師，沒想到他們的微信私聊被國保發現。
小孫說：「國保直接找到我們學校保衛處，要求調查我。我就連續被約談，我們校長親自在管我這個事情。他給我們學院施壓，說我們學院育人出了問題，要他們整我。」
巨大壓力下，小孫不得不放棄信息公開的申請。後來，輔導員還專門安排同宿舍內一位已入黨的同學對他進行監控，隨時匯報他的動態。這讓他感到非常煩惱，而陷入焦慮狀態：「我會清楚隨時都會有人在盯著我，我沒有任何隱私，也沒有任何安全感。」
另一個讓小孫感到焦慮的原因則是每個中國大學生都在面對的巨大升學和就業壓力：「入學第一天的時候，院長給我們新生講話。他就說，你們這個專業畢業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只有考研一條路。考研率又那麼低，所以大家都基本很絕望的樣子。」
體制內女青年的職場夢魘
不僅是身在大學的學生感到壓抑、絕望，就是已順利就業的年輕人也感到扭曲的社會現狀令他們難以適應。身在小城市的劉方，大學畢業剛在體制內工作4年就被確診患上抑鬱症。她認為，這首先是因為自己堅持的價值觀和社會工作環境格格不入。
職場（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劉方說：「如果用他們批評我的話就是，我比較‘崇洋媚外’，思想比較西化。我是比較信奉那種普世價值，就是自由平等民權（的人）。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
性格剛直的劉方在工作上不喜歡盲從，更不屑拍上級馬屁。她說，因此就受到了直屬上司的排擠打壓：「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皇上一樣，底下的人要揣摩上意，但我恰恰是不會這麼做的人。他發泄的行為就是不停地給我的工作挑刺，比如說我犯了一個很小的標點符號或者是頁碼的錯誤，他就會說，你是來上班的還是來玩的。每週開例會的時候就會把我拎出來，罵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而且就是這種PUA（指精神控制）的罵。」
劉方說，除了被公開羞辱，上司還對她有一些性騷擾的行為，但都被她直接拒絕。這令上司對她更加不滿。劉方形容，自己這幾年來受到的精神虐待「就像是一場惡夢一樣」，但是由於經濟不斷下行，她沒有把握辭職之後能再找到工作，因此只得忍耐。
與此同時，劉方也感到整個中國社會對女性的壓迫還在加劇，包括「鐵鏈女」、「唐山打人事件」等傷害女性的社會熱點新聞，都對崇尚女權的劉方內心造成巨大衝擊：「無怪說很多人都講，在中國，結婚證就是一張賣身契。因為一個男的他只要跟你結婚了，他就可以打你、罵你、奴役你，然後搶奪你的生育成果、勞動成果。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法律都在支持他。」
因對社會感到失望，劉方一直不肯談戀愛、結婚生子，並因此受到來自父母的壓力。今年3月，醫生確診她患上了抑鬱症。
上海疫情 （圖片來源: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疫情後人們變得更抑鬱了？
過去三年，中國當局各種嚴厲的疫情封控措施，對民眾心理健康也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有調查顯示，去年上海封城期間，超過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現出抑鬱情緒，求助心理熱線的人數爆增。
那麼疫情過後，人們的心理狀況是否已經好轉了呢？
「這麼說吧，我周圍沒有一個人跟我說他們開心。」身在上海、現年30多歲的趙迪對本臺記者說，現在國內無論是民企、國企還是外企都遇到了很大危機，大量裁員很普遍：「就這三年，把所有人的夢想都擊碎了。大家都感覺自己跌入了谷底，好一點的就躺平，如果運氣不好的話，你背著幾百萬的房貸，就會有種生不如死或者說每一天都心驚膽戰的感覺。」
長期在外企工作的趙迪說，作為中國經濟重要對外窗口的上海，僅她知道的港澳臺及西方外企，近兩年幾乎走了一半甚至70%。今年前4個月，經濟稍有復甦，但五一長假後卻又是斷崖式的惡化。她解釋說：「很多人發現這幾個月也沒有變好，那我就趕緊撤，保命要緊。這樣一來，我覺得（經濟）短期內、幾年之內是很難很難恢復的，因為信心的恢復、重建，這個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
伴隨經濟大環境的惡化，令趙迪感到更壓抑的是言論空間也在明顯縮小，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她說：「有時候，我甚至看到網上一些網友因為談論自己失業了、沒有拿到賠償金或者說要考慮去仲裁，就被判定為‘負能量’或者說是‘不和諧的聲音’就被封號，真的很莫名其妙。」
趙迪表示，現在不僅身邊的朋友幾乎人人都被封過號，很多她曾在微博、知乎上關注的網路大V們也從疫情開始後，紛紛因為踩到了某些輿論「紅線」而被噤聲。
「當我們主要的一種溝通渠道被切斷之後，每個人都會覺得很憋，就像被摀住嘴一樣，然後這種情愫就會在心裏發酵。所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是陷入了一種普遍性的抑鬱。」趙迪說。
「這個社會已經病了」
曾在中國專門從事過青少年心理救援項目的任瑞紅告訴本臺，現在中國年輕人心理問題突出的原因，主要就是源於社會環境的生存高壓和不穩定。
「中國現在整個大環境，我們都知道經濟壓力很大，社會保障嚴重不足，每個人都處在一種擔憂的狀態下……。很多這一代人是關心政治的，尤其是大城市的，以前他們還可以翻個牆、上個網，發發牢騷，現在肯定是不敢的。」任瑞紅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在各種壓力下已經被擠壓得變形，既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情緒出口。
「大部分人的承受力不可能是那麼好的，當達到了極致的時候，這種負面情緒就會在整個社會蔓延爆發，（形成）一個社會性的抑鬱。」任瑞紅說。
前文提到的劉方也告訴記者，現在只要打開社交媒體，每個人都在發泄自己的負能量，幾乎每個人心中都有某種瘋狂的想法：「這種心理的疾病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我覺得這不是個人的問題，這已經是一個群體性的創傷了。」
趙迪則坦言：「我一直覺得這個社會已經病了，病到如今這種地步也不是靠一貼藥或幾個醫生就能醫好的。」她認為，中國社會走到今天，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因為很多人都沒有做一個好人。「我覺得每個人能夠做的，就是從自己做起，不要再去做惡。爭取做一個好人，那這樣的社會才可能慢慢變好。」
（出於安全考量，本文中的青年受訪者王霞、小孫、劉方和趙迪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