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熊向暉（中）與妻子（右）、女兒熊蕾（左）合影。（網絡圖片）
2020年3月12日，時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說：「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趙的甩鍋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輿論嘩然。香港著名作家顏純鉤14日在臉書說作為一國外交官不能無恥至此，「國家不能胡言亂語。證據就是證據，事實就是事實，胡說就是胡說，抵賴就是抵賴，外交部發言人有如街頭小混混，那真是有失斯文。」
不過，外界的所有評論還是抵不上原中共外交官熊向暉的三個字精闢概括，這是怎麽回事呢？
中共外交官都要搞情報
熊向暉曾是著名的共諜，潛伏在國府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將軍身邊，偷竊機密情報以至胡部精銳十萬大軍被共軍殲滅。立下這樣的功勞，他晚年卻對友人說：「我對（中共）黨的貢獻豈止是幾個師，是十萬大軍啊！我真討厭那些什麼文史資料和領導人的回憶等等，他們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我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鬥爭，全寫在別人的功勞簿上。當年我深入虎穴，他們在哪兒？他們真不要臉，無恥！」
中共建政後熊向暉官至駐英代辦、駐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有人以此提醒熊向暉：「中央重用過你啊，你擔任過駐英代辦，駐墨西哥大使，出席過聯合國……改革開放後，你擔任過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黨組書記。」
熊向暉（圖右）憤憤的說：「人家不把你當外交官，只把你看作『一條狗』啊！」（網絡圖片）
熊向暉憤憤的說：「我做什麼外交官？還不是利用我情報的特長？當然，中國（共）外交官都是要搞情報的，可是特務的身份一經公開，人家不把你當外交官，只把你看作『一條狗』啊！」
他舉例說，1961年英國蒙哥馬利訪華，周恩來對他說：要認真仔細留心蒙哥馬利的每一個小動作，都是有戰略情報價值的。
來客又問熊向暉：「你在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又怎麼樣了？」
熊向暉激動地說：「我在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受到王軍（王震之子）排擠，被逼離開。後來自己做生意，我的投資全被人騙了。人家說我的人緣不好，到處求助無門，我的晚年像個討飯的，人家流氓坐天下。」
熊向暉談到自己的家：「現在別人家的子弟都飛黃騰達了，我熊某家門不幸，我的老婆和我一道幹過革命的，早已離開我了，我有一兒一女，兒子和媳婦也早已離開我，女兒曾在新華社英文部工作，長住美國波士頓，也久不往來了。我熊某今天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
胡宗南。（網絡圖片）
熊向暉與周恩來
當年胡宗南是蔣介石身邊重要的高級將領之一。周恩來問蔣南翔，有什麼青年同志，出身於國民黨官府之家，受過高等教育，聰明機警……的，於是蔣南翔向周恩來推薦了熊向暉。熊向暉當時叫熊匯荃，清華大學學生，父親是國民黨的一位高等法院庭長，1936年秘密入黨。
抗戰開始不久，胡宗南的部隊編為第一軍，第一軍又成立了三個戰地服務團，第一團由丁玲任團長，第二團由謝冰瑩任團長，第三團由李芳蘭任團長。李芳蘭本來是一位護士，政治面目模糊，與國民黨上層有廣泛人際關係，因此中共就派熊向暉參加了李芳蘭的第三團。當時和熊向暉同時參加第三團的中共幹部還有申健。熊的姐姐熊惠苓後來和申健結婚。
1938年初熊向暉19歲，胡宗南在武昌召集戰地服務團第三團團員個別談話。熊向暉當場把「總理遺囑」一口氣全背了，胡宗南印象深刻。胡又請他父親吃了一餐飯。胡宗南說，他已看上了這個青年人，將來他的前途必定大有作為。
熊向暉當夜去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求見周恩來，周不在，由董必武接見。董必武說：「恩來今天有事，不過他早已料到你今天要來。」
熊向暉把胡宗南談話的情況重述了一篇，董必武說：「那表示胡宗南對你印象不錯，信任你！你以後要緊跟他。」
董必武又向熊向暉分析胡宗南這個人。董說：「胡宗南這個人嘛，是愛國的，是堅決抗日的，同時也是頑固反共的，怎樣應付他，你要自己細心動腦子，隨機應變。」
董又說：「胡宗南要你參加國民黨你就參加，而且你要做國民黨的積極份子。你要熟讀三民主義，總理遺教，蔣委員長的言論，讓別人都把你看作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胡宗南罵共產黨，你就比他罵得更利害。」
董說：「把你安插在胡宗南的身邊是黨的一步閒棋，總之你一步一趨跟著胡宗南，不要和太左的人接近，也不要找黨，別人罵你反動你要沉住氣。你要使胡宗南相信你是忠心耿耿擁護他保護他的人。」
如此這般，熊向暉在胡宗南身邊一直爬到胡的親信助手──侍從副官、機要秘書。
1946年，蔣委員長跟何應欽（左三）、白崇禧（左四）、關麟征（左一）、張發奎（左二）、胡宗南（右二）、王耀武（右一）、湯恩伯（後排左二）等高級將領合影。（網絡圖片）
熊向暉的「重要」作用
那麽熊向暉為中共發揮了什麽作用呢？
熊向暉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吐露出他退役後又返回南京、西安竊取軍事機密，透過潛伏西安的共諜王石堅等密報中共中央以致於胡宗南部連續遇伏損失慘重的全部經過。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晨，到了下關車站，徐處長派人乘車來接，我懸著的心放下一大半。徐處長領我到胡宗南的臨時辦公室。胡宗南正同參謀長盛文看地圖，一見我就哈哈大笑，說：「來得好快。」他轉向徐處長：「你說杭州雜，尋人難，想來想去想不出門道。我要你找毛人鳳，他有辦法，不會誤事。還是我說對了吧？」他又問我：「新娘子呢？」我說：「她在上海等著送我上船。」胡宗南說：「推遲三個月。要打延安了。打完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寫信告訴新娘子，就說我有急事要你處理，不提打延安。」至此，我的心才完全放下來。
胡宗南要徐處長離開，要盛文先講幾句。
盛文說：「前天（二月廿八日）總裁急電胡先生來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麼事，把我帶來。當天下午總裁就傳見。總裁說，美蘇英法四國外長內定三月十日在莫斯科開會，已經獲得確實情報，馬歇爾、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胡先生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選在三月十日四國外長開會的這一天發起進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辦。總裁訓示，現在剿共，仍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馬上想到你，把你請回來。」
胡宗南帶我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務兵給我端來早餐和茶水。他說，他和盛文要去國防部開會，下午總裁還準備傳見。他遞給我一個公文包，要我倒鎖房門，根據公文包裡的文件，畫一份草圖，中午交給他，供總裁參閱。臨走時，他囑咐我一定要把門鎖好，不許任何人進來。我依言辦理。打開公文包，裡面裝著兩份絕密文件，一是蔣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陝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不用說，我照抄不誤。
胡宗南對我畫的草圖表示滿意，他要我著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綱領。盛文說，「施政綱領」應有個帽子，他建議全稱是「國軍收復（或光復）延安及陝北地區後施政綱領」。胡宗南說，不用「收復」、「光復」，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隨他回西安後再辦三件事：第一，為他置備一架最好的收音機，他每天要親自收聽延安電臺的廣播；第二，指定幾人隨同行動，專事全文抄收新華社播發的關於陝北戰況的消息和評論，全部送他閱；第三，由我隨帶《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精忠說岳傳》等小說。我問，帶這些幹什麼？他說，他下達作戰命令後，由軍、師、旅長執行，由幕僚人員監核，他只需等著看捷報，在此期間，翻翻小說，閒情逸致，才顯出大將風度。
我想起周恩來在梅園新村對我說的話：「如果胡宗南主動留下你，你就繼續做現在的工作，你自己絕不要提出不去美國。」
三月二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鎖房門，細閱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方案規定：右兵團指揮官整編第一軍（簡稱整一軍）軍長董釗，率整一師三個旅、整二十七師兩個旅、整九十師兩個旅、工兵兩營，於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龍泉鎮之間就攻擊準備位置；左兵團指揮官整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整三十六師三個旅、整十七師兩個旅、工兵一營，於洛川北面段仙子至舊縣之間就攻擊準備位置；總預備隊整七十六師三個旅，配屬戰車一營，駐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個旅，總兵力十四萬餘。另由整三十六師副師師長指揮一個旅及陝、甘保安團約一個旅，組成隴東兵團。發起進攻時間為三月十日拂曉。發起進攻前一日起，調集上海、徐州飛機九十四架，分批轟炸延安地區，一部監視黃河各渡口。發起進攻時，隴東兵團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敵人；右兵團佔領臨真、金盆灣等地後，沿金延大道兩側，向延安攻擊前進；左兵佔領鄜縣（今富縣）、茶坊、甘泉等地後，向延安攻擊前進；右兵團依左兵團協力，以閃擊行動迅速奪取延安，並會同左兵團於延安附近包圍殲滅共軍主力。
我細閱後記在腦中，將抄件焚毀，餘燼投入抽水馬桶沖掉。
我找盛文「聊天」。我問他：「這次進攻延安，計畫周密，我看很快會成功，為什麼胡先生讓我推遲三個月再出國，難道這一仗要打這樣久？」
盛文苦笑一下，說：「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總裁意圖，臨時同國防部商訂攻略延安方案，昨晚總裁核准後，才電告西安薛副參謀長調集部隊。現整一軍在陝只有一個旅，其餘均在山西；整二十九軍正在隴東同共軍作戰。總裁規定在四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開始時的三月十日發起進攻，參戰部隊在九天之內開到指定地點集結，困難雖多，尚可克服。總裁規定這次行動的戰略任務是迅速奪取延安，於延安附近包圍殲滅陝北共軍主力。兩個兵團以優勢兵力鉗形夾擊，迅速奪取延安的任務可以完成。但共軍慣於運動戰、游擊戰，如陝北共軍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殲滅的任務不是短期的事，三個月能否辦到，還很難說。」
我函筱華（按：熊之新婚妻子），告以安抵南京，將返故地重操舊業數月，希她月內前往團聚。－－原已商定，陳忠經（按：此人係另一潛伏共諜，中共建政後官至對外文委副主任）和我相繼赴美後，她將輟學移住西安王石堅家的後院，以便運用我的社會關係，掩護並協助王石堅工作。
三月三日上午，我隨胡宗南、盛文坐專機回到西安。當晚到王石堅家。近年來，由陳忠經安排，王石堅在「社會化、職業化」方面有進展，接辦西安《新秦日報》，建立「西北通訊社」，在西大街開設「研究書店」。他還購置了新華巷一號三進院落的住宅。我去看他時，他極為驚奇。我詳細告以胡進攻延安作戰計畫及有關情況（包括胡密切注意新華社及延安廣播電臺播發的有關陝北戰事的消息和評論）。我還告他，胡為了保密，決定待部隊集結完畢後再下達作戰命令，他的軍、師、旅長現在還蒙在鼓裡。王說：「這些情況非常重要，他即報延安。」
不久，胡獲悉整二十九軍匆忙從隴東開往洛川途中，被共軍阻擊，整四十八旅旅長何奇在西華池陣亡；整一軍匆忙從山西開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師師長嚴明在河津翻車折斷右腿。
三月七日，我又找王石堅，告以蔣密電胡，進攻日期推遲三天，因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尚待撤離，但仍命胡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迅速奪取延安，殲滅陝北共軍主力。王石堅說：「延安來電，已將胡進攻延安作戰計畫呈報毛主席、周副主席，認為很及時、很得用。」我說：「可惜我明日須隨胡宗南去洛川，無法續供情報。」王說：「主要的戰略情況已搞清，細節會由別人查，想不到你會回來，取得意外收穫。」我說：「我也想不到我會回來，胡宗南更想不到他會通過我再一次向我黨中央『送禮』。」
三月八日晚，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先乘火車專列到同官（今銅川），他和我及一名衛士都換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軍服，於晨光熹微時，轉乘吉普車去洛川。
我先已查明延安電臺新聞廣播時間。九日到洛川後，我按時打開收音機，同胡一起收聽延安電臺新聞廣播。這次廣播的內容是三月八日下午四時「延安各界保衛邊區、保衛延安動員大會」的新聞。廣播稱，到會群眾共約萬餘人，林伯渠致開會詞，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相繼講話，鄧穎超代表婦女界講話，在通過大會通電後，高呼口號散會。
胡宗南聽完後向我發議論。他認為，從周恩來和朱德的講話看，共產黨毫無準備，和平觀念很深，事到臨頭，開個動員大會也扭轉不過來，只剩下幾天，來不及堅壁清野，談不上長期作戰。他要出敵不意，攻敵無備，正好乘虛閃擊突襲，迅速拿下延安。
胡多次約見從南京專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銘，他帶來美國最新偵測無線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及操作人員，編為一個分隊，配屬給胡宗南。連日偵測共區，發現山西興縣無線電臺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腦部在興縣。但對電波弱的電臺不易偵測。該分隊將積極工作，力求判明陝北共軍各級指揮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況很重要，關係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堅。我從來沒有也從不需要密寫、密碼、縮影之類的技術手段，這些情況又不能用暗語，只得違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封入信封，上寫王石堅代名，另寫一信給潘裕然，請他對附信勿拆，迅交。然後一併裝進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封好後，上寫西安西大院「研究書店」潘裕然經理親收。
人們知道，「研究書店」的後臺是陳忠經。潘裕然是服務團舊友，受過胡宗南的政治「培訓」，在西安三青團等政治機關工作過，以文職人員獲上校軍銜，與王石堅有自然聯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員，但知他誠實可靠，他的父親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與陝西省主席祝紹周有關係。胡宗南部的機要交通員常乘吉普車來往西安、洛川，傳送書面文件。我同他們都很熟，他們對我交辦事項一向奉命唯謹，我面囑親交潘裕然並索收條。雖知也有風險，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掉腦袋，但這是我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
自離開同官起，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和我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軍服。三月廿四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衛士陪同，乘吉普車北駛，近午到延安。
三月廿五日晨，胡要我帶一名先遣人員引導，陪他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原住處，先後看了王家坪、楊家嶺、棗園。他看得很細。在棗園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桌屜裡，發現一張紙條，寫著：「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後哈哈大笑－－這是他的習慣。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哈哈大笑。就在這一天，他的精銳部隊整編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殲，旅長李紀雲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傳，不上報。
我心裡感謝胡宗南，他使周恩來「下的閒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閒變忙，由冷變熱，使我有幸參加「如此出人意料」的「歷史事變」。新華社四月十四日的社論提到胡宗南的「新戰術」，正是三月十日晚洛川軍事會議上薛敏泉、汪承釗佈置的戰術，不過那是「據俘虜講」，牽扯不到我的頭上。但這更加使我相信，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潘裕然、王石堅都各盡其責，我可繼續通過這一渠道搞名堂。
經過兩次慘敗，盛文提議放棄延安。胡宗南認為這一步走得太遠，對國內外觀瞻影響太大，蔣介石不會同意。經反覆商量，胡宗南籌劃了一個方案，藉口陝北地形複雜，部隊不易展開，又不能就地取糧，後方補給艱難，而共軍時聚時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難以導其圍殲，為此準備仿效李鴻章「剿捻（軍）」辦法，以主力守延安，將寧、青二馬兵力推進至隴東要地，北依鄧寶珊在榆林的據點，東以黃河為障，逼共軍就範。胡宗南在五月初去南京當面向蔣介石提出這一方案。
這時已是四月底，筱華此前已到西安，住王石堅家裡。考慮到王石堅的具體情況，我仍通過潘裕然轉信給他，告以胡企圖不再分兵出擊，而想龜縮延安，並簡告當前胡軍動向。
胡宗南未及去南京，五月四日他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龍鎮被殲，旅長李昆崗被俘。
五月二十日，胡宗南對我說：這裡已經沒有什麼事，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我向他告辭，他伸出手來同我握一下，什麼也沒說。
五月廿一日晨，我帶一名警衛員乘吉普車離延安去西安。我在西安停留個把月，常在家裡邀請綏靖公署和西安黨、政機關的熟人聚會，藉機介紹他們同王石堅相識，其中包括胡宗南住處的行政副官張德廣，他為王石堅辦了不少事。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去南京，七月筱華送我到上海乘船赴美。事先與王石堅商定，筱華在南京母家分娩後，即去西安掩護他。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紐約時報》載稱：「國民黨當局在北平、西安破獲中共地下電臺，抓了不少人。」不久，筱華來信說，西安來人告訴他，王石堅被捕（按：此人被捕後投誠，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臺，恢復原名趙耀斌，官至國防部情報局專門委員）。後來得知，我們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綏靖公署信封、信箋全被搜走。筱華擔心我的安全，我更擔心她的安全。萬沒有想到，周恩來給我的「特殊任務」結束後，還會有這樣的餘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和談代表，他指指我說：「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他是一九三六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裡去的。」客人們頓時大為驚訝。原國防部次長劉斐說：「真想不到！難怪胡宗南老打敗仗。」總理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