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胡績偉繼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此後一直是中共的打壓對象。（圖片來源：推特）
胡績偉，是中共宣傳系統的元老。他1937年加入中共，1952年到《人民日報》工作，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達31年。但是1983年，他被迫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並任全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長。到1989年，胡績偉繼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撤銷在全國人大擔任的所有職務，受到留黨查看的處分，此後一直是中共的打壓對象。
胡績偉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從這時起，《人民日報》帶頭在全國對我開展了大批判。只准他們批，不准我反駁和答辯，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我在報社原有的政治待遇被勾銷了，我主持的『全國新聞學會聯合會』和『新聞學研究基金會』被迫解散了，大約有200萬元的研究基金也被沒收了。學會出版的《新聞學刊》被迫停刊了。原來聘請我作『顧問』或『名譽社長』的報刊，都把我的名字刪掉了。我剛剛出版的新書《民主論》不准發行了，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被查封了。我主持的『新聞法研究室』被迫停止工作了。」
身為中共宣傳口的正部長級高官，胡績偉為什麼晚年一直挨整？他的哪些正常想法和行為，惹怒了不正常的中共？
堅持人民性高於黨性
中共建政後，接連發動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胡績偉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由於工作關係，他也比普通人更加瞭解《人民日報》是怎樣被極權操控，用文字把一批接一批的人往死裡整。
他把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日報》比喻為「瘋人辦報」，並在「自述」中反思說：「在整個瘋狂時期，我也是跟著發瘋的。」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共開始所謂的「撥亂反正」。作為《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配合中共黨內改革派人物胡耀邦、趙紫陽，做了許多宣傳工作，還討論了黨報的「黨性與人民性」的關係。
他先提出「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之後提出「黨性來源於人民性，又高於人民性」，再後來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結果，這個觀點遭到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批評。胡喬木認為，這是反對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向黨鬧獨立性，是跟黨中央不保持一致。
1983年，中共發動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胡績偉在胡喬木等人的強大壓力下，被迫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
力倡新聞出版自由
轉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後，胡績偉最關注的問題是新聞出版自由。1984年1月，他受命起草《新聞法》。到1988年4月，他和起草小組成員衝破重重阻力，搞出《新聞法》（第三稿）。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工作，對《新聞法》的起草表示支持。
但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後，趙紫陽被鄧小平趕下臺。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被迫終結，《新聞法》也胎死腹中。胡績偉在「自述」中說，《新聞法》出不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共保守派的最高代表、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陳雲反對。
陳雲當時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們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的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到晚年，胡績偉還在為新聞出版自由大聲疾呼。2010年10月11日，他和李銳等共500人聯署，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執行憲法第35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可想而知，信剛一發表，立即被封殺。
反對「六四」天安門屠殺
胡績偉也反對中共「六四」鎮壓。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活動很快演變成一場席捲全國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
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調20萬大軍進北京，對學生進行鎮壓。1989年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績偉等24位全國人大常委聯名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信中寫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局勢表明，我們國家陷於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我們作為人民選出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成員，必須對人民共和國高度負責，在此緊急關頭，應立即通過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為此，我們提議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非常）緊急會議，研究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治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建議召開在京常委會委員參加的非正式緊急會議。」
胡績偉委託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等人，請在京全國人大常委在「建議書」上簽名，共有57位委員聯署。
但是，在鄧小平的強力干預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沒有開成。6月3日晚10點，20萬大軍開進北京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胡績偉被圍攻，受到各方嚴厲責問和批判。
之後，胡績偉被扣上「支持參與動亂」的帽子，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撤銷全國人大的所有職務。胡績偉所在的黨組織——《人民日報》黨委，作出開除胡績偉黨藉的決定，上報中共中央後，因一些元老反對，改為留黨察看兩年。
反對中共專制獨裁統治
之後，胡績偉的反思越來越深入，他說他自己：「老時醒，醒時老，醒時已白髮蓋頭，臨到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
他的「醒」首先表現在對中共謊言的認識上。他寫道：「多年來，『報喜不報憂』是鐵的紀律。任意劃定報導禁區是為了『國家安全』……如果誰『不聽招呼』，『不遵守宣傳紀律』，馬上就是『禁止發行』，或者『停刊整頓』，當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職查辦』」。如此這般，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滿欺騙、謊言、到處弄虛作假的國家」。
他的「醒」也表現在對中共黨魁個人獨裁的認識上。在「自述」中，胡績偉對毛澤東搞的許多政治運動深惡痛絕。他說毛反右、搞大躍進、搞文革都是「發瘋」，把不發瘋的清醒者都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人們全被鎮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願地或被迫地，自覺或不自覺地都發瘋了。全黨全國都真心或者假意地發瘋了。
他的「醒」還表現在對中共一黨專制獨裁的認識上。一次，胡績偉與原國務院農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談話時說：「一貫標榜民主的共產黨，在實際上越來越變成獨裁專制的黨！號稱民主的國家，實際上是黨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竟然變為個人獨裁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的體制。老實說，我們是高舉著民主的旗幟，高喊著民主的口號，實際上駕駛著專制的倒車，到達的終點也就不言自明瞭。」
2006年，胡績偉在自己90歲生日聚會上說，他在民國時代辦一份刊物，被封了，馬上可以辦第二份。現在，中共把一切路都封死了。談到反腐敗，他說中共反腐是為了「保黨」，我們是要爭取自由民主，是為了保國家，保民眾。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
結語
胡績偉晚年，他的老伴對他的舊作進行了仔細的挑選、編輯，編出《胡績偉自選集》七冊，其中新聞卷三冊，民主卷兩冊。幾個出版社先後找他商談過，結果沒有一家敢出。
他不得不自費，2002年秋出版了幾百本《胡績偉自選集》新聞卷。在出版《胡績偉自選集》民主卷時，前後經過四個印刷廠都不敢印。最後，總算有一家印刷廠印出來了。但是，這家印刷廠的老闆發現，其中有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內容。老闆嚇壞了，說如果被當局發現，即使印刷廠不被查封，也會被罰得傾家蕩產，於是偷偷將已經印好的書全部銷毀。
胡績偉在《我親歷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文結尾處說：「當局一再宣稱中國有言論出版自由，自詡當前是維護基本人權最好的時期，是決心執行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家。我這樣一個老新聞工作者所親身經歷『言論出版自由』的一樁樁一件件，應該能夠說明中國是否真有言論出版自由吧？請讀者去判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