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9年10月香港市民發起九龍區大遊行。（攝影：周秀文/看中國）
「要是這次不站出來，恐怕以後再也沒有這個機會。」如今看來，2019年抗爭運動之初，香港人的集體危機意識，是如此的真實。往後的歷史也證明了，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對的，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有機會站出來。
幾個月後，抗爭運動步入尾聲，大家亦都感到疲累，見到不少朋友引聖經中的這一句：「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持守了。」【提摩太後書4:17】
有人不喜歡這說法，認為太「放負」，只會令更多人感到挫敗；這些朋友深信，革命一日未成功，就要繼續堅持下去。
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有時我都會想，假如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有某些人做過不同的決定，結局又會否因此而改寫？假如政府在6月10日凌晨宣佈，終止審議逃犯條例，北京會否一樣推行港區國安法？在中美的矛盾持續升溫下，香港又可否像往昔那樣，繼續開放多元？
以上的推理問題，無非都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歷史不會因為一事件而改變；讀歷史的意義在於明白一件事為甚麼發生，而不是妄想要改革它。」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可以大膽講，在每個重要關鍵時刻，香港人都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1989如是，2019亦如是。
但既然香港人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最終仍然落得今日的下場，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宿命？
其實早在1960年代，英國作家RichardHughes已經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來形容香港。甚至在二次大戰之前，大英的日不落帝國亦已經步入黃昏。所以，在英國人眼中，香港無疑是大英帝國史的最終章。
與此同時，世界亦進入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與其說香港是大英帝國最後的回憶，倒不如說，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能夠反映新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地方；香港甚至比美國更自由開放，而事實上，香港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急速地發展工業，並且在短短的四分一世紀，又再進入第二次轉型，由工業社會轉型成一個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
我在1990年出來社會做事，身邊有些同事在他們年青的時候也是藍領工人，但他們可以在廿年間，轉型成文職甚至是管理層。又例如我的恩師黎智英，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他要到工廠做學徒，但在十數年間從「廠佬」轉型成零售，再由零售轉戰傳媒，以上一切只不過是四十多年光景，也是香港人的共同經歷。
中國大陸在1978年後可以急速發展出口工業，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的經驗。甚至在1980、1990年代，香港仍然為中國出口工業找買家，進行貿易融資，為國企改革引入技術和資本。當然，香港人亦在那個時候，的確賺了極可觀的財富。在那些日子，全世界都有個想法，以為只要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中國早晚會變。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轉捩點，應該是1986到1989年的這三年。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計劃由內到外，由黨內民主和幹部專業化著手，進行體制的改革。結果是，胡耀邦根本沒有機會在中共十三大提出改革建議，就在1987年初被中共的既得利益排擠和壓迫。正是因爲中共拒絕了那次改革，最終才導致1989年的民主運動。事過境遷地看，1989年中國大陸各地的民眾其實也意識到，那可能是他們爭取改變的最後一次機會。
1989年之後，仍然有人相信中共最終會變得更開放。但2019年之後，我相信世界各地絕大多數人都對中共改觀，亦更明白其極權統治的本質。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會問：「那怕全世界都因為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對中共改觀，但最終又是否能夠改變香港人的命運？」但我亦只可以坦白說，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政府最多也只可以盡量吸納那些離開香港的人；除此以外，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有很多選擇留在香港的朋友會問：「選擇留港的人究竟應該如何自處？」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甚麼是尊重。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的未來作出決定，旁人可以給意見，但最終還是由每個人自己去做決定，這就是尊重。選擇離開的人，不是沒有代價；決定留下來的，亦同樣面對各種挑戰。所以，我希望在港和離散的香港人，沒有必要對立。在未來的日子，要是能夠繼續維繫著大家的共同身份，孕育我們的文化和語言，那就更加是難能可貴的事。
假如說2019年有任何正面的意義，就是這場運動真正喚醒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19年之前，雖然已經有本土派的出現，但是2019年讓許多許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共鳴。至少從我個人而言，不論是「獅子山下」抑或「海闊天空」，都不及「願榮光歸香港」那樣觸動到心弦；重點不只是那首歌和它的詞，而是那幾個月以來親身的經歷。我更加相信，有這種想法的我不是一個人；因為自從那年的六月起，每次在街上，我們都見到不少同路人。法庭禁制令，或許可以讓特區政府向北京有所交代，表示自己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去滅聲；但存在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和影像，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被抹殺。
雖然一切的抗爭，彷彿徒勞無功，但我仍然是樂觀的。任何極權政府，必然會成本越來越高；香港近兩、三年的市況而告訴我們，在極權統治之下，社會和經濟的創造力，亦必然會越來越低；歷史更告訴我們，世間沒有千秋萬代的統治；而每個獨裁者的願望，其實亦只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維持一切不變。
換句話說，極權統治每逢出現有權力轉移的需要時，往往就是危機關鍵的時刻。當今的中共，亦不可能對十年、十五年後將會出現的權力轉移，有明確具體的安排。所以，不用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將會見到中國另一次政局上的大變；但願到時大家仍然未忘記歷史，讓我們可以重新導向香港回到原來的軌跡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