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畫像（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1905時，正在北美為革命奔走的孫中山先生得知清末大儒嚴復正在倫敦，便專程前往與嚴復見面，想勸服他支持革命。嚴復是位有改革之心的學者，是個保皇黨，不贊成革命，但他對中國民風之敝顯然也是清楚的。他們見面時，討論到革命及改革的問題。嚴復當時對孫中山這樣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換言之，他不認同革命，而認為應該從普及教育著手，逐步把國民質素提高，從而達到社會改造之目的。
作為教育家、翻譯家、西方學術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嚴復抱持這種想法並不令人意外。他在晚清時已經致力翻譯大量西方的學術著作，希望普及現代知識及觀念。後來他又成為了民國革命之後的第一任北京大學校長，對教育有種如同對宗教的虔誠崇敬，始終相信教育可以移風易俗。
他與孫中山先生作這段談話，距今已經是118年了。如果他今天仍然有知，看到當下中國人民的種種作為，不知他又會有何感想？
他會想像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連好心扶起一個跌倒在路上的老人，都會惹來麻煩嗎？除了可能官司纏身之外，還可能會被敲詐，要作出巨額的賠償！當下的中國社會道德淪喪，大部分人只向錢看，崇高的社會價值大都被棄如敝屣；古聖賢的教訓，往往只淪為官員幹部拿來當作意識形態武器的工具。嚴復這一位集中國傳統大儒與西方現代思想學者於一身的知識分子，對此很可能也只能啞口無言了。
又如果他得知香港近期發生的那宗國泰航班取 carpet 事件，那些國人竟然以為一個國際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聽不懂普通話就是不尊重，就是歧視，要群起攻之，還要動員全國出征，嚴復作為當年少數精通英語的中國人，會否擔心精通英語可能會成為背叛國民的罪狀？
有人偷錄了航班服務員在工作間內的談笑，發佈之後引來群起出征，指幾位航班服務員歧視，要航空公司高層多番道歉，甚至有人揚言要令航空公司倒閉。這種不論有理或無理都不饒人的國民作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很有象徵意義的民族性格。只要人多勢眾，一呼百應，就可以聲大夾惡。就連本應有開啟民智、監察政府職能之義的報刊編輯，例如胡錫進之流，還不斷挑撥煽動，毫不介意成為民風墮落的催化劑。
嚴復如果把這個國泰事件看在眼裏，會聯想到他那個時代曾經歷過的義和拳事件嗎？他能夠說得清百多年前後，兩者有何本質分別嗎？據說今天這個新中國已經完全落實推行九年義務教育了，還每年都有過千萬年輕人大學畢業，但情況竟然是這樣。嚴復先生還會相信教育能令「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得以扭轉嗎？
嚴復作為中國社會第一個把大量西方學術著作翻譯成為中文的學者，除了把《天演論》（即達爾文《物種起源》）及亞當史密斯的《原富》（即《國富論》）這些經典的學術著作翻譯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之外，他還翻譯過約翰穆勒探討現代自由主義觀念的《群己權界論》（即《論自由》），又翻譯過過被奉為確立現代民主政治上三權分立理論的《法意》（即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嚴復會想像到他自己曾經認為應該向國家及人民推廣的「三權分立」、「憲政秩序」、「自由民主」觀念，今天會成為被當權者禁止在大學講授的其中一些「七不講」嗎？如果他看到在這些理念範圍的著作，今天竟然被香港政府在公共圖書館下架，中小學的閱覽室也可能不會再找到這些書，部份作者甚至正面臨政治迫害，他還會對開啟民智作怎樣的建議？
如果嚴復生活在今天的新中國，他還會受到權勢的禮遇嗎？還是會就如同被中共政權不斷迫害打壓的維權律師徐文立，王全璋一樣，全家都受到國安部門無休止的滋擾及一而再的政治檢控？更甚者，是難保他那些譯著會被視為帶有顛覆國家政權及煽動分裂的意圖。
聽過嚴復先生上述那段話，孫中山先生知道無法說服他支持革命，不無感慨地這樣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意思是如果要看到嚴復先生所說的，「逐漸更新」當時他們都同意的「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就如同要等待黃河之水變得清澈，這顯然不是有限的人生可以企望的。
嚴復與孫中山兩先生先後於1921年及1925年作古，如果有投胎再世這回事，他們可能已經是各有另外兩個人生了。百多年後的今天，黃河之水當然還沒有變清，從近日這個國泰事件反映出來的中國人「民品之劣，民智之卑」，與兩位先生當年所見的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或者更可能是江河日下了。在多了一身銅臭撐起的情況下，可能是「民品更劣，民智更卑」也說不定了。作為這種民風場景的那個國度，又可以與滿清那個腐敗的封建皇朝作何比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