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份子被強迫在嚴酷的北大荒勞動改造。（網絡圖片）
現在拿起筆來說說六十多年前的事，心裏還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六十多年前的自己和許多同學一樣，內心潔淨而單純，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投身革命的熱情。那時，對中共的愛不含雜質，聽中共的話也真心實意。
整風鳴放開始以後，校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群眾論壇」裡群情激昂，面對從未經歷的事，我一下子懵了，感到有些心痛而迷茫。我支持三浩辦起了《新今古奇觀》，以章回小說的形式反映學校黨委的問題，參加之祥籌建的「苦藥社」的活動，覺得這也是為學校的整風盡了一點力。由「規規矩矩」而「亂說亂動」起來，於是「自行失足落水」，陷入更大的痛苦和迷茫。
就在《這是為什麼》等社論發表不久，反右鬥爭開始之時，我很聽話而糊糊塗塗地做了檢查，還按要求疾言厲色地批判了苦藥。由於組織處理要放在運動後期，我還暫時可以參加黨員活動，所以有幸在一個階梯教室裡聽到市委書記關於反右鬥爭的內部講話錄音。
「引蛇出洞」是當權者的計謀
今天，人們對於五七年的「陽謀」早已熟悉而又痛恨了，但在六十多年前從市委書記嘴裡聽出這個意思卻讓我困惑不已。書記說起這場運動顯得十分得意：過去一段時間大家經受大風大浪考驗，看到聽到許多反黨言行，而中央沒有採取行動，讓大家在右派猖狂進攻中受到了巨大壓力。其實，我們作為領導是心中有數的。我們鼓勵右派大鳴大放，就怕他們不鳴不放，放的越徹底越好，等他們放夠了，徹底暴露了，我們再反擊。你們在基層，不知道中央的部署，日子不好過。我們卻心中有數，就是要放手讓右派表演！說到這兒，他禁不住朗聲大笑起來。
這，就是「引蛇出洞」。蛇，尤其是毒蛇，總是讓人害怕而又厭惡的。但是，一大批稚氣未脫的大學生，思想活躍的年輕人，怎麼一下子成了毒蛇呢？先把不太安分的學子視為毒蛇，再處心積慮地誘使他們「表演」，而後對他們實行專政，斷送他們的未來。這不公道，也不厚道啊。
「陽謀」的本相慢慢清晰起來，根據偉大領袖二月份的講話整理成的反右綱領《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略去了「要演《西廂記》，我只能演老夫人，周總理才是紅娘」之類的調侃，憑空增添了辨別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的內容。鳴放時學校裡成千上萬張大字報也早有人拍成照片，放大八寸，塞入每個落水者的檔案。今天看來，整風鳴放不過是一場「陽謀」的序幕。
「陽謀」之說證明了整風運動本身就是虛偽的。什麼「這次整風，就是要批評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一個是主觀主義，一個是官僚主義，還有一個是宗派主義。」「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還有什麼「打退右派份子的進攻，我們就可以好好坐下來整風了。」實際情況如何呢？整風過後大躍進中宣揚的「超英趕美」、「畝產萬斤」不是主觀主義麼？反右傾時無視「野有餓殍」，高歌「三面紅旗」，不是官僚主義麼？文革時期硬把國家主席折磨致死，聽任四人幫橫行天下，不是宗派主義麼？整風之後知識份子啞了喉嚨，中華民族步入危機，這就是陽謀的後果。
反右時興雲和我被學校黨委書記說成是「中文系的兩個寶貝」。興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我則定為中右，從此控制使用。在迷茫中，我對黨由虔誠轉為疑懼，只好「遠逝以自疏」，到了山高皇帝遠的邊疆，過上「辛苦而麻木」的生活。當我慢慢撫平創傷做出一些成績的時候，文革來了。紅衛兵「砸爛公檢法」，公開了一些檔案，我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市公安局監督的對象。我的兩個同事——一個曾當過幾天土匪，作為灰色特勤；一個是市委幹部的妻子，作為紅色特勤——專門負責記錄我的日常言行，每月一次秘密地向公安局書面匯報。這時，我像被冷水澆透一樣，心都涼了。我該怎麼辦？我的路在哪裡？「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我兢兢業業教書，規規矩矩做人，把青春、心血獻給邊疆的教育事業，還當了先進工作者，卻仍被視為異類。
有人說：「過去我們做過不少錯事、蠢事，其失敗原因都可以歸結在不近人情四字之上。」是啊，讓我說什麼好呢，「多情卻被無情惱」，真的不近人情。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真相
市委書記的講話談到了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他說：右派鳴放中有人公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翻案，提出要求公開審判胡風。我要說，我們不審判他，就是為了保住他的命；如果把他送上法庭，胡風只能槍斃！
兩年前的肅反運動，我是作為一個「積極份子」參加了的。當時的武器就是人手一冊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閱讀經過精心編織的胡風等文化人私人通信裡的片言隻語，學習偉大領袖加上的讓人心驚肉跳的按語，牢記「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的教導，從而展開對班內一些同學的「揭發批判」。什麼「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著」，什麼「用橡皮裹著鋼絲鞭的戰術」……統統轟在自己同學的頭上。審查對象被徹底孤立，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連吃飯、睡覺、如廁都要監視，校園裡的緊張空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一天夜裡，我相鄰寢室的常敬裳同學睡夢中忽然大叫一聲跑下四樓直奔野外，驚醒的人們把他圍堵在田野裡。經過反複審查，他的出身、歷史、社會關係、政治表現都沒有一點問題，只是心中恐懼而已。這次「事件」過後，常敬裳面容枯槁，一直沉默著，就這樣度過了整個大學時代。
在整風鳴放中，許多大字報使我懷疑了胡風集團的性質，認為曾被魯迅讚為「有為青年」的胡風確實不應該是什麼反革命，而且和同學說了自己的想法。反右開始後，害怕被人揭發，趕緊把這些想法寫進了交代材料。市委書記的講話也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胡風是反革命，只是強調了這個結論絕對不能動搖，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場問題。直到文革過後，胡風平反，他的難友紛紛寫了許多辯誣的文章，他們指出五五年的「肅反」是「人為的、虛偽的、捏造的」，是一種「政治迫害，政治欺騙」。
中共的歷史是無情面的，她揭露出一個又一個陰謀、陽謀。「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曾經被宣揚成無比英明的政策，也使許多受害者為之感激涕零。當然，實際上抓也抓了，殺也殺了，這政策並未真正實行。而且，無視憲法，無視人權，無端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卻又來個「法外施恩」，以不殺來顯示英明。我真不知道該怎樣來稱頌這「仁術」。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啊！
嚴景煦的悲劇
市委書記講話裡還特別說到了師大的整風運動。他說：在鳴放中師大多數黨員表現是好的，和黨同心同德，經受住了考驗。不少群眾也表現很好，中文系四年級就有一個同學，面對右派份子的圍攻毒打，堅持真理，毫不動搖，勇敢地捍衛了黨。他的表現比一些黨員還好。
這番話讓人摸不著頭腦，我悄悄地問身邊同學，但誰也不知道他說的是怎麼一回事。真相是許多年後才一點點聽到的，而且事件的起因仍有不同說法，只知道打人的叫嚴景煦，是從朝鮮戰場歸來的戰士，在中文系二年級讀書。事件的起因有幾種說法，有的說是為了一個饅頭，有的說是為了下棋，還有的說是為了爭論政治和業務的關係。總之，是在同學之間經常都會發生的矛盾，即使動了手，也不過是年輕人的使氣任性，總不至於扯上敵我矛盾的。
但是市委書記親口裁定，嚴景煦理所當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於是逮捕法辦，判處十五年徒刑，送去勞動改造。他當然不服，堅持申訴，認罪態度自然是「惡劣」的。在勞改隊裡一個軍官成了他的「組長」，勞動時對他百般呵斥、辱罵，嚴景煦終於又按捺不住怒火，揮鍬砍傷了那人的肩膀。這下惹了大禍，改判死緩，轉到一個勞改煤礦去做苦力。很長時間裏，他天不亮下井，天黑才收工，平時不許說話，不能看書，一直到文革結束才回師大「落實政策」，恢復了人的生活。一九八二年我到師大進修，很想看望這位素未謀面的同學。學校給了他一間平房，我去時門敞開著，卻不見人影，室內一床、一桌、一椅，角落有一木籠，養著兩隻雞——聽說，他實在太寂寞，才想起養兩隻雞，讓自己的「家」裡有一點聲音，有一點活氣。這時，他的知識大都忘記，就連說話都有困難。誰能料到經過朝鮮戰場的腥風血雨，他成了一條硬漢；而陽謀之下的一場運動，卻讓他淪為一個死囚。
一場反右，多少人受盡磨難，多少人不幸夭折，民族脊樑被壓彎，民主精神被摧殘，這一段歷史真的不能忘記！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反右」已經成為歷史，在多數人心裏早已淡忘。至今留下的只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的幾篇宏文，以及一些高校史料中幾句不痛不癢的「記錄」。我真覺得這段歷史正在被有意無意地淡化——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扼殺。
反右之後十年，市委書記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經受了殘酷的批鬥，直到文革結束。
歷史總難讀懂，政治常是無情，六十多年前的舊事時時縈繞在心，讓人不免有浮生若夢、往事如煙之嘆。我謹以這篇拉拉雜雜的文字默禱早逝的同學安息，祝願倖存的同學平安。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