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共的批鬥會。（網絡圖片）
1957年鳴放,那是在向黨交心運動，我們吐了真言，於是鋪天蓋地的批判大字報向撲面湧來，辦公大樓一片喊打聲，被打成了「右派」，可是我們並沒錯，錯的是共產黨。本文收集了5個「右派」的小傳與心聲。
一、葉天和小傳
葉天和，杭州市人，1939年生，父輩經商，當屬資產階級成分專政對象（實際經1952年三五反運動衝擊，父亡家淪為城市貧民。）55年初中畢業我就被剝奪上高中資格，次年僥倖進了杭州一閘口電廠當學徒。我以三張大字報的「罪行」，遭受了二十二年磨難……1958年5月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即所謂工人中的右派）開除廠藉，遣送農村監督改造，緊接著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我反革命集團成員徒刑8年，外加剝奪政治權利3年。1967年刑滿還強迫我就地繼續勞改（美其名曰「就業」）繼續忍受飢寒、凌辱、欺壓和折磨，直至1979年12月先後得以「改正」和「無罪」。開始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退休後，我不甘心於平庸，摒棄小市民習俗，奮發讀書求索。近幾年來，在李銳、謝韜、許良英等精英學者的感召下，使我茅塞頓開，有如久旱逢甘雨，政治認識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鐵流主辦的《往事微痕》更使我受益匪淺，成了我的良師益友，終日愛不擇手。書讀多了，眼界寬了，生活感到充實。這裡我就此趁機向以上各位前輩，學者，難友一併致謝，你們是現時代的普羅米修斯！
二、徐芳傑小傳
徐芳傑，男，1932年11月生人，祖藉浙江蘭溪。上海出生，上海交大前身機械製造專業。本人生性內向，平素不愛多說，對人對事好求真。難得糊塗。1951年大專畢業。適值解放初。百業待興，各地人才奇缺。為響應號召，毅然服從分配來到東北遼寧北票礦務局。年少氣盛，全身心投入了經濟建設狂熱之中。一個自幼上海長大的年輕人。遠離家鄉，遠離親人，來到如此窮山僻壤地區，生活自有諸多不便，偶而會有怨言。尤其深感共產黨一黨天下，無法無天，滿嘴多是理。
但在1957年鳴放中，我仍冷眼旁觀，一言不吭，誰知後來在向黨交心運動中，吐了真言，於是一石掀起千軍浪，鋪天蓋地的批判大字報向我撲面湧來，辦公大樓一片喊打聲，弄得我頭昏目眩，可我從不認罪，始終只有一句話：「右派」沒錯，錯的是共產黨。最後結果是：極右，開除公職，遣送勞動教養，這使我與戴傳熹難友在遼寧錦州第七勞改支隊相識相逢，所不同者，他單身隻人，不計後果，心直口快嘴巴失控；我拖兒帶女，忍氣吞聲一切放在心裡，他吃的苦受的罪顯然更甚。
所幸我們都有一技之長，政治上受歧視，技術專業上依然有用武之地，受共產黨無償剝削二十二年之久！約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他進了監獄，我全家被押送蘭溪老家。我一生得過無數技術發明專利獎，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被評為高工，可我應得的利益一再被共產黨所剝奪，退休養老金一直不及政府部門的勤雜工，幾個子女均受株連，自幼受不到好救育，誤了他們的前程。總之共產黨、人民的政府竟會如此喪失誠信，忽悠百姓，實令人萬萬想不透！
我從不認罪，「右派」沒錯，錯的是共產黨。（網絡圖片）
三、李逸群小傳
李逸群，又名加鴻，1931年7月生，浙江普陀人。祖父兩代篤信天主教，素以行善助人為樂。受此影響我自幼與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等邪教無緣。儘管我安分守己，但在共產黨眼裡始終視我為異類。1958年在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被劃為右派，我既未鳴放，也沒寫小字報，更無膽量去寫大字報，共產黨還是給我編織了五六條「罪狀」。說句實話好像根本與我無關，硬扣在了我的頭上。當時我雖25歲，讀書不多，一個海島農家子弟，沒見過什麼世面，「右派」這頂帽子落在我頭上，實在是受寵若驚。據組織對我說；我犯如此「罪惡」，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已是共產黨的最大寬宏了。
於是我帶著感恩的心態，乖乖地接受懲罰，於1958年5月到下沙農村去接受改造。只要有飯吃，我就拚命地勞動，每日懺悔，乞求早日新生。1961年雖被摘掉「右派」帽子，可一切照常。從下沙轉到餘杭長樂橋平山農場繼續勞役，起始有200餘人，後陸續疏散剩下二、三十人。1971年我被送回原單位打勤雜。1979年中央55號文件下達後，雖給我改正，但留有尾巴。直至1984年杭州市衛生局發了個34號文，才割去我尾巴。反正從扣上「右派」到改造表現好摘掉帽以至給我「改正」，都是共產黨在變，我李逸群還是我，依舊信我的天主教，絲毫沒變，而共產黨毀了我一生，禍及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子孫，我相信罪惡昭彰，報應只是時間問題。
四、孔慶廉小傳
孔慶廉，出生於1927年5月7日，原藉浙江肖山，就讀於杭州錦堂師範（杭州樹範中學）。1947年畢業於杭州師範學校（即原杭師大），先後在杭州、平湖、餘杭一帶任小學老師。1949年7月進華東軍政大學，分別在蘇州、南京度過一年的軍訓生涯。50年6月派往福州進出口公司任職，同年12月經批准，返回杭州任小學老師和教導主任。
於1958年說不出任何原因就成了重點批鬥對象，同年5月又快速被黨組織宣布為「右派」分子，按四類標準處分，掃地出門遣送農村勞動察看，月工資從原先的66.50元降為30.50元。在臨平翁梅鄉及餘杭平山農場勞役四年。1962年6月又未經任何說明，解除了我的工職，停發工資強迫我自謀出路。天呀！那個年代類似我這樣的「罪人」，又有誰敢用我！？
1978年我走投無路，實在無奈，只好解除婚姻，夫妻離婚，子女歸女方撫養，我孤身隻人，靠街道救濟度日。1979年10月「右派」改正，恢復我行政20級月工資66.50元，1982年普加一級，1986年「右派」按上級有關文件補加一級工資，這樣成了行政18級。1987年9月享受離休侍遇，調至市下城區教育局。
五、俞致遠小傳
俞致遠，男，1936年浙江富陽出生，1952年畢業於杭初中，55年畢業於杭一中，60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所讀學校全係名牌。醫學院畢業前夕時逢「中國共產黨」整風，院黨委為完成上級指標，我被「榮幸」相中，即被發配去了新疆生產兵團農四師醫院當醫生，兼職籌建一所全制（三年制）衛生學校，全盤負責。
因為我這醫生是帶「教育的」，必須嚴肅，格外仔細認真，如果發現病歷有錯或病例診冶有誤，一旦選作「實習資料」，必須糾正，因此得罪了不少上級黨員醫生。於是他們事後聯手，直接干涉我的診治工作，並製造事故，強加於我，終於在文革開始時（1966年6月）將我送入監獄長達13年（按反革命報復判8年徒刑，新生就業5年——同一單位兵團躍進鋼廠煤礦）。
得以平反是因我一表姐在中科院數學所競辦工作，她設法讓我去北京，找另一位在全國婦聯工作的副部級幹部及一位更高級的老幹部，要求最高法院複查案情，才得以澄清，真相大白於天下。否則在新疆天高皇帝遠，我則永無翻身之日矣！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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